章诒和先後撰写《告密者──谁把聶紺弩送进监狱》与《我家的卧底冯亦代》兩文。对告密者和臥底进行谴责，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争议。

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宽容”上，看到绝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我想起一些往事：

我因为成分不好在大学备受歧视，连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劳动也比一般的人长了一年。毕业三十年后同学聚会，才有人爆料，原来一进校门，学校有关方面对我们这些学生就极重视，认为是危险分子，于是党组织就安排班上的积极分子以帮助为名，时时注意我们的言行，并及时向组织汇报。当时的高考录取已经实行了阶级政策，我们班像我这样的异己分子两三人而已。大学就几年，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时的种种关照，我依然记忆犹新。

老同学几度聚会，大家几十年互不交叉，可我依然感觉，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们当时深受党组织信任，后来也青云直上。他们做他们的官，我读我的书，探究我不明白的问题，我们虽然坐在一起，可心里距离遥远。

我可以不提往事，可我不觉得这样的行为应该宽容。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小学里。我弟弟的孩子违反学校不许带零食的规定，带了两颗糖。同座的女孩子搜他的衣袋，发现了糖并报告老师。弟弟和我说孩子的教育问题时也说起此事。我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请教校长，带两颗糖与搜别人的衣袋并向老师告密，从犯错的角度看，孰轻孰重？学校应该培养孩子怎样的品德？校长没有回答。那是一所省立重点小学。

孟子云：“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心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是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犹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我研究教育，也许是职业病，我不明白，孟子(公元前372～前289) 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做人的道德标准，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没有能力向前推进一步，难道还应该降低吗？这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还奇怪，在一些人加害无辜者时，怎么没有人出来奉劝害人者要宽容一些？延安整风时，为什么没有人高喊“刀下留人”？对毫不留情地整那些真心实意帮助党整风知识分子的人，怎么无人指责？对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向自己的老师、校长扬起皮带的红卫兵，怎么没有人说“放下你的鞭子”？遇罗克、张志新，他们做什么出格的事了，怎么当时没有人说“他们法不该死”？

试想，如果每个人如孟子所言，即能自尊、自重，不仅自己坦坦荡荡，而且能仗义执言；而不是自贼、自贱，狗苟蝇营，比如，在庐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都反对毛泽东批彭德怀；比如有人落难，大家援之以手，那么，独裁便难以实行，即便是落难，心头还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那么，中国可能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退若干步说，无数次运动中，会有多少人不会因无望而命赴黄泉。

对历次运动、尤其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的事至今没有深究，杀人凶手有些不仅逍遥法外，也有可能爬得更高，我不知道与是否宽容之说有关。

我以为，每个人所做的事，做过了，就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

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宽容”，宽容是否没有边际，适用“宽容”的范围应该如何划分？

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讨论，各种想法的交锋是好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可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恶的宽容便是对善的扼杀。

论坛的讨论：章詒和：我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