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后重回校园，居然很快适应了学生生活。

没想到阴差阳错，自己成了预备老博士。

动了读博的念头，大约是2001年。那时年不到三十，人恰在北京。因为写《吴三桂》时得益于人大清史所刘凤云教授的著作，路过人大时冒昧前去拜访她。恰好她在学校，感动于我这个业余历史爱好者对历史的热情，建议我，何不到人大读一个历史学博士？我说我才本科毕业，怎么能读博士？她说本科毕业六年，可以凭同等学力申请读博。你如今在银行工作，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如通过读博士换个环境。

我说我外语不灵，大学时没好好学，只勉强混了个及格。

刘老师说，你现在还年轻，冲刺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我说，那我很喜欢戴逸老师的《乾隆帝及其时代》。能读他的博士吗？

刘老师说，我帮你问问。

过几天，刘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戴逸老师读了我的书，同意收我做关门弟子。

于是我就买了几本考博英语教材，兴致勃勃打算“冲刺一下”。但是翻开第一页信心就跑了大半：一多半题都做不上来。要考博，得拿出半年到一年时间用来学外语，背政治。当年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发誓再也不让应试教育再折磨自己。有这时间，还不如自己随心所欲多读几本书或者写点东西呢。这样一想，就悄悄收起了读博的念头。

第二次动考博的念头，是06年。05年在美国认识了丁东老师。说起在葫芦岛读书找书之不易，丁东老师也建议我读博，说如果遇到好老师，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起码能开阔一下视野。丁东老师和朋友们写过一本《思想操练》，其中一章专门讨论今日的博士教育，说在今天的制度下，真正有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的人很难读博，而博导也很难收到自己喜欢的学生。进入博士生范围的，相当一部分是那些没什么才情的考试能手，特别是外语成绩好的学生。当时陈丹青刚因为博士录取机制辞职，引起一阵轰动。

丁东老师带我去拜访首都师范大学的W老师。W老师想收一个真正喜欢历史的学生，我也钦佩W老师的学术成就和人品风度。但是讨论来讨论去，外语这一关，还是要费工夫。这个念头也只能是想一想而已。

第三次动这个念头，是一次辽宁文学院开会，陈昌平告诉我，谢有顺和李敬泽现在在复旦大学读博，导师自主招生，英语这关比较容易通过。你何不也读一个，你写历史，读个博肯定有好处。

我说好啊，你帮我问问，具体怎么弄？

陈昌平问了半天，也没问出要领。我那时也没太上心，这事就又过去了。

第四次动念，是调入渤海大学工作之后。周围全是博士，聊起天来才发现，原来博士不是想象中那么难读。只需读一年书，其余两年都是写论文。这一年书也不是应试教育的那种读法，许多课程，可以不考试而以论文结业。于是又想起陈昌平的建议，细想一下，突然想起，我一直很喜欢的葛剑雄老师就是复旦的教授。以他的学术地位，应该可以自主招生吧？

而且，如果08年开始读，2011年毕业，好歹赶上了四十岁前拿到学位。我在心里安慰自己，不到四十岁，就不算老博士吧？

与葛老师联系上了，不巧的是，当时是07年底，葛老师08年的招生名额已经满了。因此我只能考09年的。阴差阳错，毕业时刚刚满四十岁。就是说，如果我坚持把这个博士读下来，也肯定是个老博士了。现世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