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呈递了一份28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胡风这个行为既是无奈之举，也似有理路问题。说无奈之举是他在文艺观点（“主观战斗精神”）、思想和组织上遭到排挤；说似有理路问题是他似不该把一个文艺之争交给上级行政、党组织，试图通过党的斗争来解决，也似有越界涉用政治手段的嫌疑。

  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

    这或许是真理庸俗化、现实化的结果。真理原本高于一切，但现实化的真理就是党，真理的庸俗化就是党内日常的人、事、实体的真理化。于是，反对日常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实体就是反党，反真理。也就是反历史，开倒车；也就是反社会，与人民为敌。

    理论之争现实化为党派之争，是那几十年里所有争论中更愿意选择的一种手段。因为党比真理本身更有力量，有更丰厚的“论证”资源。谁抓住了党，谁都真理就有了获胜的保证。历史选择了毛本人就是党。胡风写给毛“三十万言书”是将真理交给了党，将论辩铰链了党，将文艺绑上了政治的战车；是要把“文艺批评”上升为“政治批判”，是以政治批判来证明其文艺思想是“正确的和革命的”。只是毛本人（即党，亦即真理）偏向了周扬，所以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政治石头砸出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与周扬所代表的不同文艺思想之争（化约地这么表述，当然实际情况复杂得多），最终庸俗化成为反革命与革命之斗争。

    文学思想、文艺问题到末了以政治手段、法律途径来裁决、以劳改、流放和监狱来作结。在文艺界，这是那几十年来的一条惯性思维和惯常方法。这实质是斯大林主义的文学庸俗社会学化的传统，特别是毛主流文艺思想观点，—— 一切艺术服从政治需要，文学创作作品决定于作家世界观改造，文艺要为工农兵（党的政策）服务......等——党派政治、党派立场、党化文艺思想而来的惯性。

    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客观真理放在那里，只待你“投入生活”即可；可胡风偏要“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现实”，这不一致的“主观”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者，不是无产阶级（跟党），就是资产阶级（反党）。解决了阶级性、政治性、思想性、组织性后，自然也就解决了文艺性、理论性、真实性。文艺问题走上了一条通过政治立场来解决审美立场之权势压服之途，政治正确性是第一位的。——这犹如舒芜说斯大林把哲学政治化。

    原本政治是不讲真理，只讲利益的。用政治功利来庸俗地解释哲学原理，哲学也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之学问。无论是文艺哲学也好，还是哲学本身也好，成为维护集团利益的武器。要用好批判的哲学，先要解决哲学的批判。政治掌握了这个符号，政党就掌握了利益；领袖掌握了这个符号的解释权，“工农兵”就掌握了真理。

    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首都剧场批判丁玲大会上那一番话，很有水平，都是这种庸俗哲学政治学的味道。从生产方式进到生活方式、再到情感方式、社会立场，乃至世界观，最终归结到改造的必然。那时这一套“蒙”倒了多少人，驯服威力不可小觑。陆定一说：

    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党的事业放在最崇高的地位。

  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中，任何一个人不顾忌政治必受牵制。相应的恶癖是，即便从文艺谈问题也自觉不自觉利用政治大棒，至少抢占有利的政治地形。邵燕祥晚年读胡风“三十万言书”后说：胡风在坚持他心目中神圣的真理时，有时也会由不妥协引向观点的褊狭，在他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艺术评论时，更不排除简单武断、分析不足和个人好恶的成分......。

    邵燕祥的分析是温婉含蓄的，只能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30年代左联的战士胡风，自觉不自觉穿行在文艺与政治的两边跳舞，不那么娴熟地站队，两难之中不讨好现政治罢了。周扬晚年对梅志说“胡风不懂政治。”

    当然周扬后来也被政治玩倒了，只能说他所懂的也只是小政治，不懂大政治；毛玩的是大政治。

    1、“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胡风毕竟在“三十万言书”中，主要篇幅还在辩论理论问题。邵燕祥后来感叹说：毛泽东在按语中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对胡风斗争“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而胡风才真是“书生气十足”呢！他不知道在党看来他哪里有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资格？这个资格只属于党的领袖和领袖指定的人。胡风想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坚持“五四”文学传统，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则，据此批评某些党员作家、官员的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和公式化等等。

    胡风终于在现实政治高压下不得不承认错误，企图以自己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等说辞来摆脱划入敌对分子的厄运。但毛为自己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需要现实的物质材料，当然抓住胡风不放。他要“塑造‘真实’”，使之进入“历史”，来完成他的“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之规律。毛随即批示：

    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亲自将“胡风小集团”改成“胡风反党集团”，不久又改为“反革命集团”。将文艺思想批判一下升格到政治上对敌斗争，而且还是“阶级集团”之间的领导权斗争。在党的决策者看来，不同党一致就是同党争夺领导权、争夺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哪里是什么理论问题、思想问题？分明就是政治问题！胡风最终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被定性，那里面白纸黑字写道：

    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胡风1955年5月18日逮捕，1965年11月26日，在关押了十年半后，北京高院判其有期徒刑14年。1969年5月，14年刑期满，得到的指示则是“关死为止！”1973年1月，夫人梅志五年后再见到胡风，是位于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胡风完全变了个人，成了一个佝偻着背、缩着脖子、破衣烂衫、满怀恐惧、头也不敢抬的老犯人，胡风患了心因性精神病。

  既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总是生活在恐怖与畏惧之中，说有空中启示他曾犯过的“罪行”，常常念念有词地对空说话。

  被整的人惨，整人的人后来竟也惨。舒芜、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向胡风开火的人，接着都被打成“右派”；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周扬及其麾下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一大批人，后来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这些人都陆陆续续进入了毛的“矛盾逻辑”所安排的“历史”和“历史必然”之中。

    “反胡风”是打到党外的异己，接下来“反丁玲”是清理党内的异己，后来“反刘邓”打到是党内高层的异己。在这个不断清除异己的社会政治过程中，日常生活也依从着自有的真理：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甜。

    2、“谁笑到最后，你没有啊，可惜你脑软化了”

    1957年毛泽东提出反右派斗争的理论基础，是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战线包含在“思想战线”范畴之内，还得要深入挖掘。

    1957年7月30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七次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会场里，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的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践和羞辱。她痛苦，她隐忍，她入地无门……丁玲坐在角落里：

  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中国作协党组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从6月6日起，到8月20日止，从小会到扩大会。其先后举行了十九次，在会上发言有一百来人，有周扬、刘白羽、郭小川、周立波、钟惦棐、康濯、田间、茅盾、曹禺、许广平、老舍、钱俊瑞、夏衍、郑振铎、蔡楚生、邵荃麟、张天翼、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王任叔、袁水拍、葛琴（十七人联合发言）、冯至（和吴组缃、卞之琳联合发言）、陈白尘、张光年、孙维世、臧克家、严文井、蒋天佐、沙汀、楼适夷、阮章竞、李伯钊、菡子、王士菁、王蒙等。这些人一般读者只能在其光彩熠熠的作品中想象，原以为文化人都是文质彬彬的，现在看来，竟是那么丑陋不堪！

    与会者回忆道：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

    8月9日晚，中南海里中央开了一次专门研究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会议。总理和小平同志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展开，很多大鲨鱼浮上来了。中央领导在那次会上作指示，这指示话里话外暴露了遭到“不把村长当人看”的郁闷和愤怒。除了独尊独大，还有恶搞和泄愤：
 
    ......个人主义在文艺方面很厉害，略有成就就反党，根本忘记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今天不痛，将来不知道要怎么痛，将来就痛得不可收拾。...如这些人不整，则搞出的东西也是资产阶级的。不要姑息名演员、名导演，给他再次登报，扬扬臭名。

  “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实质被理解为不服从领导权。大到一国，有党派斗争；小到文艺界有宗派斗争。党要通过外在的所有制改造和政治权势，内在的思想和文化霸权来保证领导权；周扬要保证行政霸权。这都是政治，丁玲骄娇二气，不钻营政治，不站队，不跟人。丁玲说“我是作家，我的气质就是作家的气质。我不喜欢赶浪头。”“读书太清楚，太理智是无味的。”“我这个人是不懂什么条条的，不懂理论。”这是凭才、情、性，凭直觉、凭良心，单不依凭政治。丁玲又说“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这是凭个人主义或英雄主义，乃至凭一本书主义。丁玲也追求不朽，但不是党的不朽，也不是党所指引“把一切献给党”的道路；而是个人的不朽立言，著书立说的道路。她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

    个人主义在文艺方面很厉害，略有成就就反党，根本忘记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

  丁玲不依从党，不服周扬，结果党籍没了，工资级别没了，政治待遇没了，原本了结的“历史问题”又重新被提出，而且越来越升级：从人民内部矛盾的“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错误”到“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夫妻相濡以沫流放了十余年后，最终突变到敌我矛盾性质的“叛徒”。丁玲1970-1975年被送进秦城单身牢房里关了五年牢。

    正如舒芜讲斯大林主义“把哲学政治化”，中宣部长陆定一在批判“丁陈反革命集团”大会上讲“政治”就很“哲学”——唯物辩证法。陆定一讲为什么作家要进行思想改造，既“唯物”也“辩证”：

   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即使经过了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也不能把他们改造过来，冯雪峰、丁玲就是这样的例子。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培养出新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像曾彦修、钟惦棐、陈涌、刘绍棠、郭维等。

  与判刑坐牢的胡风比较，原来“一本书主义”的丁玲，由北大荒而山西，从山西而北京，右派劳改二十余年，已经大变。丁玲已经不再“一本书主义”，已经知道组织的威力，返身拥抱组织，回头十分看重“党员作家”身份。恢复“组织”是第一的，恢复“作家”是其次。写作有了另外的期望，是为了引起组织的注意。她对陈明信中说：

    我们明年五月去北大荒，八九月回来，将有收获，可以写五六篇短文。为什么想去东北，因为可以写王震，而这些文章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那时我人在北京，就好说话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

  1979年1月12日清晨，丁玲走下火车，踏上北京的站台。回到北京后，已经修炼得从文学才性、艺术情性，转向政治性、策略性的丁玲，不断出文、出席、讲话、出访......上下其手，知道如何放弃文艺，深埋思想，巧用政治；如何把政治态势转化为行动策略，获得组织的认可和身份。丁玲已经十分娴熟：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丁玲，现在也懂得斗争的策略了。5月1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重印前言》。这篇文章发表在7月18日《人民日报》上。这是丁玲第一次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亮相。

    丁玲在《重印前言》中，满怀激情地抒发了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她回想起当年在阜平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的情景，那时她腰痛很厉害，行走困难，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写作。她就像火线上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冲锋的战士，想着这本书是为毛主席写的，有一天要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她忍着剧痛把这本书写完。

  她说：

  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

  这些话，是丁玲在毛泽东写了《再批判》、遭受了二十年不白之冤后说的。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说张凤珠道：

    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这句话意味深长。1984年8月1日，丁玲的历史结论彻底解决。9月11日在医院，当年紧跟周扬“极富战斗精神”，“奉命整人”的刘白羽来医院拜访她。丁玲说了这样一番话：

    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闭幕后，我走的时候，周扬跟我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以后再也没人叫你同志了，你有什么想法？1957年那个时候，我当然无话以答。第二句话：我看，还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很得意呀，他胜利了嘛，我是失败者嘛，我是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嘛！

  刘白羽说，周扬现在得了脑软化症，说话很吃力，有人去看他，他还常常流眼泪。丁玲说，天晓得，你要是不得脑软化症，那还是你笑到最后你笑得最好，我顶多只能翻身么，我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在那里么，你没有啊，可惜你脑软化了。

    丁玲说罢哈哈大笑

    3、“党员作家”丁玲哈哈大笑

    1985年3月14日，释放的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一生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有的精神力量而写。”对于这政治运动遭劫一生的种种经历，梅志那时写下了《往事如烟》一书；章诒和后来写下了《往事并不如烟》一书。

    丁玲终于在索要到一纸《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裁定后，录音下了一段话《我可以死了》：

    1979年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工作，让我住上了木樨地的高干楼。但是，我仍感到，还有一块阴云不时笼罩着我，还有阵阵阴风，不时袭扰着我。我总觉得对我在南京的那段历史，还是有人不肯改口，背地里算计，说我这样那样，千方百计阻挠组织上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结论。……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世，“哈哈大笑”了两年。胡风直到1985年6月8日去世之时，仍未彻底平反，大概笑不起来。而章伯均早在1969年5月17日就去世了，直到如今依然戴着全国“最大右派”这一顶帽子，女儿章诒和为之哭泣。为什么会有这三样不同的结局？答案大概是这样的：因为丁玲是组织里的人，胡风是靠拢组织的人，章伯均是组织外边的人。

    到此，似乎毛的“三大法宝”之“统一战线”可以看出其端倪了，毛的宗旨“为人民服务”也可看出几分真谛了。

    以组织划线，或昌或亡。——这就是丁玲、胡风和章伯均最后结局的区别所在，大概也是百年来政党集团内外无间断地疯狂清除异己运动的原因所在。

    资料来源：
    李向东 王增如：《“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始末》（自“天益社区”）
    《共和国的第一场“文字狱”——专访胡风女儿晓风》（写于2005年5月，刊载于美国《多维时报》、香港《多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