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一时冲动，我把咪咪带回了家。

我应该是八岁。

咪咪是只黄斑小猫， 好像出生还不到八天。

那天我放学回家，见她坐在小胡同中央，仰头望着彤云密布的黄昏。我蹲下身向她打招呼，她用极细弱稚嫩的声音，咪咪地自我介绍。我摸了摸她的脑袋，站起来走人，她起身跟上了我，我停下，她也停下，拿头颈来回蹭我的裤脚管，我再走，她又跟着，跟到了后门口。我停下，转身向她跺脚，阻吓她进门，她退后一步，坐下，咪咪地叫着，象是抱怨，又有点希冀。后门进去是几家人合用的厨房，正在做晚饭的邻居就鼓励:抱她回去，抱她回去。我一个冲动，就将她抱了起来，她在我手掌里，微微颤抖，不知因为冷，还是因为激动。

外婆对咪咪的到来并不欢迎:人都快养不活了，还养一只猫!等你妈回来，听她的吧。

咪咪感觉到自己的不受欢迎，躲在角落里一声不响。

妈妈回家很晚，那时侯机关每周工作六天，还有三个晚上要政治学习。那天学习完了回家，就听外婆叨叨地告状。我惴惴不安地在一旁等待判决。妈妈就问:喂过了吗?我吞吞吐吐地说没有——其实我悄悄试着喂了她一点米饭，可她轻声咪咪了两下，表示拒绝，她也不说要吃什么，我倒是知道猫眯都爱吃鱼，可鱼要凌晨两三点排队，凭票才能买到，这是我力所不及的，她得跟外婆商量。妈妈就找了个小碟子，倒了半盏牛奶，放在楼梯角落，咪咪地召唤她过来用餐。她小心地走近，咪咪地朝妈妈叫唤了几声，象是问清楚确实是她的配额，才凑近碟子，小口舔噬起来。我从没想到舌头可以这么灵巧，一会儿碟子就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心犹不足地仰着头，朝我咪咪地叫唤。我向妈妈申请再给她一点奶，妈妈说，那你今晚就没有奶喝了。我赶紧答应不喝了，一直不喝，都省给她喝，然后不顾外婆在一旁心疼的眼神，给咪咪添了半盏奶。

牛奶那时是计划供应商品，也是奢侈品。这个计划供应不是人人有份那种，而是生了肺病，或者产后无奶，根据医嘱供应每天一瓶两瓶;可它又确实属于奢侈品:一瓶半磅的甲级牛奶一角三，特级的一角四，订一瓶一个月大约需要四元，当时社会救济线是八元，也就是说，一天一瓶奶，穷人半月粮，不是所有人家都吃得起的。这样就有计划份额转让出来——在亲戚，邻居，同事之间，我们家那瓶来历不知何方，反正一直由我和弟弟临睡前一人一半。我把我那份贡献给了咪咪，很是心安理得，觉得外婆的心疼好没来由。

咪咪很快断了奶，跟大家一样吃饭。不知哪来的规矩，说是狗儿才吃剩饭，猫儿要吃开锅饭，所以饭做好了，咪咪总是第一个享受。外婆一敲碟子，咪咪就从不知什么角落蹦了出来，飞快地赶来，咪咪咪咪地叫唤着，等着外婆给她伴上肉汁；要是碰上有鱼，那她就不会躲在角落里了：鱼一下锅，味道一传开，她就早早等在灶边，咪咪叫着，等着她那一份。

鱼都是配给的，黄鱼带鱼居多。不像现在，卖鱼的还管杀鱼洗鱼，那时一般是排队买好了鱼，另找摆摊卖葱姜的老太免费刮鳞剥肚剪头，那些鱼头，就放在葱姜摊上，一两分钱一个卖给养猫的人家。有了咪咪，外婆买了鱼，就拿回来自己洗，好省下这个鱼头；还不时花钱买个鱼头回来给咪咪开荤。照说咪咪的起居饮食都是外婆照料，可咪咪待她总是淡淡的，只要我在家，她总是绕在我身边。我坐下做功课，她就跳上我的膝盖，团成一团，眯细眼睛，满意地打呼噜。

等我做好功课，她就兴奋了起来：站直了身子，够着我的腿，要我抱；又或者突然蹑手蹑脚悄悄上楼，外婆那个时候总是坐在沙发上打着毛线打瞌睡，她去把毛线球扒拉下来，嘟嘟地滚下楼梯，然后在外婆跺着脚骂她时，开心得追着自己尾巴转起圈来，表示庆贺。

只是这样开心的日子不长，很快，咪咪长成了只漂亮的虎皮黄猫。有了社交活动，不再粘在我的膝盖上。楼下有猫朋友一叫，她就咪咪咪咪地磨着我给她开门。外婆说她交野猫朋友，回来就要带回虱子，不许她出门，她就蹲在门边，可怜兮兮一个劲地叫。急了还人立起来，拨弄斯柏林锁，想自己开门。当然这太难了。我就于心不忍，示意她躲起来，然后我假作有事开门，只见她门缝里一溜烟窜出去，转眼噔噔噔下楼跑得没影了。

第二天早上，打开腰门，看见她老老实实趴在门边，细声咪咪叫着发嗲，要求进来，我察言观色，大人都意不在此，就作主让她进了家门。

大人们在忙着破四旧，没空理她了。每天晚上，爸爸妈妈悄悄清理旧信件旧照片，然后拿脸盆在房间里烧毁，冲进马桶；烧掉的还有所有的民国邮票，以及全套法币金圆券——外公从前在银行工作，每有新钞发行就给妈妈一张。

该来不该来的终究是来了，抄家的队伍进来了。

很奇怪，来的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银行的造反派，对着外公来的。可外公解放后就从未在任何一家银行工作过，解放前也不过是一介职员，不知造反造得兵荒马乱权威尽失之下，何以仍然能定点打击，准确有序？

还有就是虽然外公在抄家名单上，我父母却是机关干部，本不在抄家之列，只因住在外公楼下，为防财产转移，也得陪抄。妈妈怕有暴力行为，打电话叫来了自己单位的干部，带着红袖箍在旁监督，抄家就这样有条不紊，楼上楼下两边进行着。楼梯上，房门口，都是看热闹的邻居。跑上跑下两头忙的是我，跟着我不停窜上窜下的是咪咪。

我楼上楼下的跑，是寻找一枚硬币，一个袁大头，也就是一块银元。

银行的造反派，抄家也规矩，抄检完了，还将抄走的物品列了清单，让妈妈签字。妈妈就提意见了:刚才搜走的银元明明是九块，清单上怎么列的只有八块?负责记账的女造反派坚持原本就只有八块，妈妈表示自己不可能记错——这银元是祖母给我的压岁钱，每年给一块，妈妈给存着的，既然我九岁没错，那银元九块也不会错——可能妈妈心里还觉得这钱还有还回来的希望，

双方就争执起来。

很多年后，落实政策，这钱还真还了。当然没有还银元，而是折成了人民币——每块银元折一元人民币，首饰也折了价，每克黄金折二元多，三元不到吧;最幽默的是钻石照黄金称重折价，一克拉的钻近万元，楞给折成了五毛钱。

根据中央文件，这个月里全国抄得黄金一百一十八万两，占今天黄金储备五分之一强。上海抄家84222起，进账银元二百四十万枚…。。

在楼梯上上下跑着的我，想不到那么远，想的只是一块银元。我的逻辑简单明了:革命造反派不会贪这块银元，妈妈也不会记错——我确实是九岁，我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那这一块银元很可能是搬运中掉在了楼梯上，我要找到它，交给造反派，结束妈妈对抗革命，对抗造反的危险举动。

楼上楼下都是邻居和里弄里进来看热闹的，没人知道我跑上跑下忙的啥，也没人在意;只有咪咪在我脚边，跟上跟下，兴奋地参与这次革命行动。

外公银行出身，自己家几十年的账也都记得清清楚楚。保险箱钥匙加七大本的账一交。所有的财物其实都摊在了桌上，造反派满屋子翻检，据说是在找手枪。外公说自己从来没有过枪-----干银行的备枪无非是防抢，要是不会用，或者不敢用，没枪不过是破财，有枪反而要送命。造反派凶声凶气表示不信，逐箱翻检后，将细软贴上封条，拿走了账本存折和首饰，很政策地留下了两百元现款作生活费。

这就算比外地好多了:二舅在北京，反动学术权威，也是这天抄的家，全家关进厕所，等放出来，连床上的褥子也卷走了，可谓干净彻底，所幸人还没事;大舅在大学当教务主任，就没那么幸运，他办事认真，得罪了人，学校又是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那才叫整得惨。上海，到底文明一点。

不过这只是开始，很快又来了第二波，这回来抄的是红卫兵，正规部队——不知道该怎么叫，反正比比后面的红卫兵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他们更彻底地抄检一番，将剩余的箱子贴上他们的封条。再后来的红卫兵就懒得抄了，他们在楼下我父母住的房门上贴上通告，勒令三天里搬出，三天后，楼下房间就成了反到底兵团的造反司令部。这司令部进进出出好像也就是五六个人，男男女女，带着红箍，门打开的时候，可以看见手摇印刷机转啊转地印着传单。

第二次抄家，我并不在场——那些天白天我通常不在家，家里不想呆，学校也不想去:学校门口早晨总拦着几个高年级同学，大声喝问进校的学生：什么成分!我硬着头皮回答:革命干部!就有希望安全通过，可妈妈太顶真，专门关照过，象我这样成分不该僭越报干部，因为技术人员区别与工人编制称干部，却不是领导干部那个意义的干部，所以我的家庭成分该称职员或群众，可我不敢——我们班长。我心仪的女孩，就为回答成分——职员，挨了他们每人一头挞，进了教室躲在角落里哭;要是报家庭成分资本家，那就不是挨头挞，是挨耳光了。这样的学校我不要去，去哪呢?哪儿抄家我去哪儿，街上传说哪家又抄了，家里好大，摆设如何如何，我就找了去，那儿没人在意你是谁，大把看热闹的人，谁都可以在那家穿堂过室，评头论足，就象在我们家一样。

当然我家没那么大，实际上，这时的我家已经变得非常小了，只剩了一间半——三楼一间正房和一个亭子间，最大那间被抢了房子。

这间房被红卫兵贴了封条，却没有及时进驻，第二天就有消息灵通人士，邀亲唤友，从落水管爬上三楼，翻窗强行进入，打开门，搬入家具宣布占领，这叫抢房子。这些是住房紧张成分过硬的工人，照他们的逻辑，这房既已被查封，就不算我们的，居住权纠纷只发生在他们与红卫兵之间。果然工人阶级力量大，红卫兵搞不过他们，另找防地去了。

这家人家住了没几个月，无政府状态一结束，房管局接管了这房子，很快让他家搬了出去，给没给什么条件不知道，只知道房管局立刻安排进了新的房客——一个七口之家。

二十年后，也就是文革结束十年后，落实政策，房子终于还了回来。房管局宣布这些年他是替我们出租房屋，这些年的房钱他要还给我们，不过期间他大修了房屋，这钱当然该我们出，两者相抵，我们正好欠他一万元。要房子?给钱吧!

三楼被分割，门禁大开，咪咪进出就不再守时，平时不知混在什么地方，偶尔出现也不声不响，神出鬼没的。只有难得我和她一起躲进爸妈住的亭子间——家里最后的避风港，她才肯跳上我的膝盖，歇一会儿，打一会儿呼噜。只要外面一有动静，立刻竖起耳朵，作出预备起跑的动作。

那天回家，走在楼梯上，就听邻居蒋家姆妈说：你家咪咪闯祸了，汽车间长脚几兄弟在找她呢。长脚兄弟蛮横是出了名的。我赶紧上楼，倒不见有什么动静。咪咪叫着找她，她躲在床下。探探头，不敢出来。我去开了亭子间的门，她一溜烟地窜了进去。我进了亭子间关上门，她才惊魂稍定，竖起尾巴，躬着腰绕着我转。

我挽着将她抱起，问她怎么啦？她浑身颤抖，耳朵却竖着转来转去。果然楼梯上有了响动，大群人骂骂咧咧鱼贯而上，夹杂悄悄说话的声音，象是蒋家姆妈的：在楼上！在楼上！

长脚在向外婆兴师问罪，说咪咪偷吃了他家的猪油：两斤猪油呢，乡下带来的，挂在房梁上，留着过年的，给咪咪偷吃了。外婆分辨说：咪咪能有多大，就能吃掉两斤猪油？一群七嘴八舌的声音就说，一群猫呢，但是咪咪带的头，他们大家都看见的，可以作证。他们看见猫偷食不做声，这会来作证，不是见鬼吗？可外婆不敢这么说，只是软弱地问：那想要怎么赔偿呢？长脚恶声恶气地说：赔两斤猪油，要不就拿咪咪下锅。我在亭子间里听了，抱着咪咪直发抖：毛猫同音啊，那时节敢说吃猫的也就象说吃人一样横到家了。两斤猪油是绝赔不出的，就算过年，全家的配给也没那么多，咪咪劫数难逃了。

外婆的声音：不在这里，真不在这里……显然他们已经在三楼房间里翻检起来，隔了一会，象是蒋家姆妈声音悄悄的说：在亭子间，亭子间。杂乱的脚步果然涌到了亭子间的门外，也不理外婆的哀求:这是女儿的房间，他们不在家，他们是干部，只顾连敲带踢，门砰砰的响。咪咪吓得蜷缩成一团，我抱着她，打开了窗，想把她丢下去------这也许是唯一的生路了，可她害怕，死抓住窗框不肯往下跳，我也不知道硬丢下去，她会不会受伤，敲门声又停了，犹豫之中，我把她抱了下来。突然，一声巨响，房门带着门框的一部分被猛的踢了开来，转眼长脚已经将咪咪抢在手里，骂着：死老太婆，还说谎！明明就在这里！转眼，一群人都不见了，只剩个蒋家姆妈伸头到亭子间里张张望望，嘴里说着：那么长时间，我以为你早把她丢到窗外去了，你呀……捺外孙老实是老实的……后面一句是对走过来的外婆说的。

我怎么啦？我怎么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在她不愿意的时候代她作选择？或者我该殊死抵抗？保护相信我依赖我的生命？我惭愧，我其实做不到……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咪咪，我也从此再没有养过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