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能否转化为资本本位，取决于价值观的转化。富二代要想稳定接班，必须充当“人权、产权、安全、公平、宪政”等普适性人类价值观的宣传主力军。

邹啸鸣(博客)（高校教师）

据广州日报报道：近日，一场主题为“富二代的快乐成长与家业传承”的论坛在顺德举行，第一代创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已接近退休，他们迫切希望子女能够尽快接班。但是，顺德九成以上“富二代”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接班。很多“富一代”呼吁政府效仿江苏省，出资集训“富二代”，帮助他们培养接班人。

早在今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就以《江苏集训民企二代掌门 进党校学习到国企挂职》为标题报道：江苏将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就是要把这些大型民营企业的接班人或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列为培养对象，通过进党校学习、到基地培训、由导师帮带、到国企挂职锻炼等方式，培养成具有现代经营管理能力、对党有感情、支持党的工作的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队伍，引领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

总觉得这类新闻的逻辑很别扭：1、这些老企业家们，他们当中那个是通过读书“读”成企业家的？几乎没有一个，都是市场竞争以及关系竞争中的佼佼者。而现在他们居然公开指望准备接班的子女们“读”成企业家。2、最不缺钱的他们，居然要求政府出资集训他们的子女。显然这是最容易惹火上身的提法，他们居然不知道避讳？同时，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党校焉能“嫌贫爱富”？3、更奇怪的是：要“读”成企业家，也应该去读MBA呀，那应该去找大学呀，怎么热衷于找政府？4、“‘富二代’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接班”的问题，看起来是个意愿问题或者是个能力问题，如果真是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可以接股份的班，未必接经理的班。只有在他们认为接股份的班有障碍，才会去找政府。

以上这些表面上别扭的表述，也许在这种情景下，才可能合乎逻辑，那就是他们都已经“被代表”发言了。我的意思是，这种表述未必真是企业家们自己的表述，而是那些假扮企业家的人，用自己那“非企业家”的思维，替企业家表态了。

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富二代”接班的问题，根本就不会是一个公共问题，也不是政府需要介入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个有着传统的“仇富”心理的社会背景下，假如富一代“真”有这个诉求，那就有点像是投石问路。那就意味着：他们关心的焦点根本就不是“谁出资”集训，而是要看看政府对富二代接班的问题，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换句话说：富一代要想培养他们的下一代，缺的肯定不是钱，他们缺的是稳定的期望值。倒过来说，如果富一代没这个诉求，那就是那些假扮企业家的人在威慑这些富一代。

这未必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当前有几个看似散乱的新闻，其暗含的内在逻辑可是高度一致的。比如：温州商人投资山西煤矿后不久，就“被国有化”，超过两千亿元的温州资本深陷山西。实际上，随着“国进民退”在煤炭、钢铁、房地产等领域愈演愈烈，一大批的民营企业家的资产正在被“被国有化”，一大批的富二代们将无班可接。

江苏省委出资集训“富二代” 加强党性教育。并把培训经历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安排。因为中国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干部选拔注重的是学历、能力和忠诚。而江苏的这种选择似乎是“富而优则仕”。另外，党外人士不是可以通过人大政协参与政治安排吗？没读过党校学习就不许“参与政治”？参与政治什么时候成了“党校”的特权？

党校的强项是培养忠诚，公共管理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的强项，未必是党校的强项。我从善意的角度看，这也许是党校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而开创的一项副业？另外，在富二代的培训内容中，加入“到国企挂职锻炼”显得很无厘头。国企本身就是官商不分，其生存发展依赖的是政府对其政策上的倾斜，富二代能从那里学到什么“企业家才能”？最多能在那里找到一些靠山。也许，至少这种制度安排却给了民营企业家一个可以“继续富下去”的稳定预期。

显然，山西和江苏体现的是两种理念，这两种理念的博弈，谁将占上峰？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有两千多年，但是中国的文明程度，却总是在低水平循环。“仇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商人统统都被打上“奸商”的烙印。中国影响深远的经典名著中，《水浒传》强调的是平民打劫有理，打劫者都被当做英雄进行刻画；红楼梦强调的是官府打劫有理，富二代贾宝玉最终落得出家为僧的下场；西游记则强调了后台的绝对重要性：无后台的妖怪都被打死了，有后台的妖怪都被领回去了。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官”的角度不再“仇商”的官员。在他手上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系列近代企业。但从名字上看，它们全部被冠以“局”的名称，似乎是政府机构。原因在于：清朝地方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关门打狗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李鸿章的“官督商办”设想，给商人们“戴上红顶戴”，才能避免地方官员的敲榨。但是，也从此种下“官商勾结”的种子，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

这样的文化背景强调的是官本位文化和特权文化，排斥的是资本本位，这种文化的价值观不强调“产权”和“人权”，不强调宪政制度对公权的约束。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是不可能孕育出工业革命的。如果继续“仇富”下去，那么连工业化和市场化是否能持续发展下去，都可能成为问题。

现代社会，老百姓“仇富”基本无效，无论是偷还是抢，都会被法办。从本质上讲，中国的老百姓是“羡富”，只要先富者的财富能得到稳定的保护，“穷二代”们都会向着富裕奔跑。这个过程实际就是努力提高国家的产出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过程。但是，官员要仇富却一定有效，编个理由，财富就会被“抄家”。我在《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竞争》一文中指出：邓小平的“让富论”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让”。这个字说明了他和前任的迥然不同。但也就是这个“让”字，说明了这可能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昨天可以让，那么明天呢？

最近已经报道了河南始固县官员选拔自己的子女们做接班人的新闻，有评论认为：“官位世袭是‘官选官’下的蛋”。这说明我们的“官二代”其实也是选票的结果，只不过是“官一代”选票的结果。实际上，官本位文化就是强调官员才是资源配置的“看得见的手”。他们要求整个社会必须以公共权力为崇拜中心。这种崇拜是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的——官二代其实也是富二代，但是由于缺乏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所以他们实际上成为了“隐身富二代”。

江浙和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几个省份，但这几个省份未必是中国人均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他们富裕的原因，是这几个省份的企业家比别的省的企业家密集，他们配置资源的效率高，能力强。这几个省份也是中国“企业家精神”孕育的摇篮。因此，这几个省的企业家的待遇问题，尤其令人关注。

假如富二代因为政策改变而接不了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是人们的“仇富”心态会得到满足，就像50-30年前那样。其次是那些觊觎着富二代家族财富的人会暗暗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官二代替富二代接班了。国进民退实际上就是官进民退，是权力进权利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必然是财富向外转移，因为这片土地已经不适宜投资了，企业家精神都被扼杀了。愚蠢的人会将财富看成存量，眼红的是谁掌握；聪明的人会将财富看成增量，注重的是如何繁衍出更多的企业家，更有效率地开发出资源的价值。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

熊皮特则是这样定义的“企业家”：一种不确定的世界中经营，勇于冒新风险，敢于逆社会潮流而上的经济人物。奈特说：企业家就是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并通过对资源整合来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利润。他进一步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是一种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但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们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就是说，“不确定性”比“风险”更可怕。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是非常正确的。中国的企业家需要解决的不确定性中，不但来自市场竞争，还来自政府政策。对他们来说，政府给予的对财产权利的保障的信心，比钻石更重要。

所有的无产者都期望成为有产者。在官本位文化下，“当官发财”才是正道。在资本本位下，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在竞争的环境里面以获取货币选票才是正道。我们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演进的路途中。官本位能否转化为资本本位，取决于价值观的转化。富二代要想稳定接班，必须充当“人权、产权、安全、公平、宪政”等普适性人类价值观的宣传主力军。

党校愿意培养富二代，这绝对是好事情。对此我举双手赞成。为了提高这种培养的效率，我建议党校的专家教授们，先到非国有企业去“挂职锻炼”一段时间，了解他们这些私营企业家是如何处理各种不确定性。打铁需要自身硬，只有当这些专家教授们能够自己具有开出一家私营企业的能力以后，才能去教富二代们“正确的”现代经营管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