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历史上的帝制集权政治，还是现代社会的一党专政的集权政治，不管其最终的利益点是什么，出于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实和民主政治一样，还是希望执政体系能清廉高效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希望执政的品质要优良。
但在集权政治下，政治腐败往往如孪生一般如影随形，即使如朱元璋那样的苛政严刑，也无法真正杜绝甚至是有所缓解。所谓政治的腐败一般有两个特征，一为低效和低能，二为贪污腐化。在集权政治下，如何提升执政品质，或者说，执政品质有无可能达到较高水平，是一个值得分析的话题。
要解决品质问题，就要了解有关品质问题的客观规律，对“高品质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维持品质管理体系”进行客观的分析。而涉及到品质问题，最值得借鉴的莫过于企业界了。因为在生存和激烈的竞争压力下，企业界早就讲品质真正视为生命，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并有了很多年的经验积累。就这一点而言，一般的政权因为不具备这样的压力，而不会真正的深入考虑这个问题。
在企业的品质管理中有以下四句话，越排在前面的，对最终品质的影响越大：
1． 品质是设计出来的
2． 品质是采购出来的
3． 品质是生产出来的
4． 品质是检查出来的
一个产品的品质是否良好，首先在于产品的设计如何，产品的结构最大限度的决定了它的品质是否可靠。设计上有缺陷的产品，后续的采购、生产等环节再努力，也难以避免不良产品的大量产生。另外，所谓好的产品设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是否满足顾客的需求，而不是满足于设计者个人的技术偏好。
同理，一个政府的执政品质是否良好，首先也在于其政治体制是如何设计的，一个能真正形成权力互相监督、制衡的政治体制能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的产生。显然，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天然就会产生执政品质的缺陷。好的政体设计，其目标是直接指向于服务于民众，而不是为了维持某个政权的稳定。在这里，民众就是执政产品所服务的对象，整个政体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如何保障民众的权利，基于如何更好的服务于民众，并由此不厌其烦的精心设计各个细节，才是确保执政品质的根本。
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及时跟上的原因。没有良好的体制保障，再好的经济改革成果都会被异化为少数人的既得利益。
一个产品的品质是否良好，其次在于采购环节，产品原材料的有问题，或原材料的来源本身不可靠，后续的工作再努力，有品质问题的产品还是会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一般来说，企业在进行采购时，会通过市场考察、比较甄选、招投标等程序，在原材料选择时就充分考虑到终端顾客的感受，通过市场的选择、而不是老板个人的喜好确定供应商。
同理，一个政府的官员或工作人员是如何来源的，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执政品质的结果。民主体制和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官员们由何而来。官员若从民众的选举中来，时刻接受着民众的监督，则能真正代表着民众的利益，其“原材料品质”能更受到保障。反之，若只是来源于集权的上层，这样的“采购制度”会天然地产生官场的“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原材料的品质如何确保？
当产品设计和采购环节都无法得到保障时，一个政府所能产出的服务品质已很难令人放心，可以说，最终品质的80%已经被决定了。在这两点不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的基础上，在后续两点上再折腾，也只能是隔靴搔痒了。
当然，后续两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假设前两个环节能得到有效改善的话。
在生产环节，企业为了有效控制生产品质，会从五个方面进行控制：人员、机器、物料、方法、环境。对应到政府，可重点分析其中的人员和方法。
企业在人员方面，重点在于人员的培训，培训的内容更多的是很明确地指向生产技术、管理技能、作业标准和流程等方向。一个集权政府也会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人员培训，但培训的内容主要指向如何更忠于组织，如何统一政治思想，而不是如何从专业能力上有效提升服务于民众的水平。想象一下，如果企业对生产人员着重于培训如何忠于自己的经理，如何用统一的口径说话，如何能确保生产的品质？
对于生产的方法，优秀的生产企业一定有大量的作业标准和流程，员工必须百分之百地遵照标准和流程从事作业，这些流程标准一定是来源于严谨的论证和丰富的经验积累，而不是遵照经理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或个人化的判断标准。对于一个国家，这就等同于各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流程，这就是所谓的法制化建设。社会一定要遵照法律的标准运行，而不是某些所谓“领导”的个人喜好。在集权政治下，因权力来源于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所以法律往往变成了人情和权力的附庸，整个执政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其产出的政务品质又如何保障？
检查环节是品质控制的最后一个环节。品质检查一般分为过程检查和出货检查，对于检查出的不良品，一般有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所谓纠正措施是针对当前这个或这批次的不良品进行临时处理，所谓预防措施就是分析产生这类不良的原因，从流程设计上进行修正，确保杜绝今后产生同类不良。
检查环节就相当于政府的反腐败，其中对官员们的业务监察相当于过程检查，对于政绩的考核相当于出货检查。所谓的反腐败往往都是当不良产品出现以后再进行纠正，而非在此之前，而且在集权政治下，往往也只会针对当前问题的处理，其预防措施往往有心无力，因为当权者并没有动机去改善整个政治体制，从设计、采购和生产的源头去杜绝腐败的产生，于是同类问题必然前仆后继、层出不穷。这就是集权政治下不管采取何种严格措施、用多大的力度反腐都难见成效的原因了。
忽视前三个环节，而将检查环节当作提升执政品质的救命稻草，无异于舍本求末，且事倍功半。假设一个企业在前三个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可能在生产线上流动的和产出的不良品高达百分之几十，即使检查环节控制得很严格，对不良品都做到了返工重做，但整个生产成本早已高居不下。集权政治的执政成本畸高，这也是原因之一。
更何况很多时候检查环节本身也控制得不严。因为在集权政治下，每一级官员都只需要向上一级负责，而非接受来自于民众的监督。要满足少数人的愿望是容易的，通过人情、贿赂、互抓把柄、政治妥协等都可以做到。反腐败总是得罪人的，而且是要花费大量本可用于享乐的有限精力的，只要上面的少数几个人不强烈要求，一般的官员都没有“动机”去进行所谓的“反腐倡廉”了。而集权政治下，往往将反腐败寄托于官员体系内部，用自上而下的官员等级，或所谓的专门的强力机构，而对于来自于媒体的、民间的监督也持以压制的、甚至封杀的态度，这样就关上了最后一道有效监督的大门。
既然反腐败对于提升执政品质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官员体系内对反腐的动机也不够强烈，通过所谓的“反腐倡廉”提升执政品质也就成了一个笑话，一个大家都只能看着玩的政治做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