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李冬君

徐继畲（1795—1873年），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东冶人。幼年，随父寓京，师从高鹗。父徐润第，进士出身，有《敦艮斋遗书》传世。

徐继畲亦中进土，授翰林院编修，屡屡升迁，官至福建巡抚。

1、与林则徐冲突

（1）神光寺事件

徐继畲任福建巡抚期间，与在家养病的林则徐发生冲突。

冲突起因，是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教会医生，租赁福州城内神光寺房屋，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批准。

徐继畲得知后，立即申斥兴廉，饬令其劝英人搬出神光寺。

但金执尔却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为借口拖延。

林则徐一听说了，马上就发难，要他将传教士赶走。可他认为，这是件小事，由一时疏忽造成，没有必要大动干戈，最好设法让他们自己离去。

而林却突然发作起来，忽儿出绅士公启，以示驱逐；忽儿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还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准备动武。但徐和总督刘韵珂都觉得这样慌里慌张准备打仗，是召敌来攻，大为失计，因此，不肯附和林的倡议。

林怒而投信京中，鼓动群僚来攻，攻之者，有一学士、两御史，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先参他抚谕无方，继而参他袒护属员、包庇汉奸。

（2）朝廷派了徐广缙来调查

事件发生后，咸丰帝派了两广总督徐广缙来调查。

这位徐广缙，是林则徐一类人物，动辄将“民心可用”当作口香糖来嚼。这一回，他在福州，没有闻到“民心可用”的火药味，从徐继畬那一套不温不火的做法里，没嚼出“民心”的味道，他的调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帝便以“毫无主见，任令滋扰”，将徐继畬革职，召回北京。

“民心”很微妙，朝廷不敢承担责任时，就将“民心”推到前面去，同样，个人不敢承担责任时，也可以躲到“民心”的保护伞下面去。输了，就拿“民心”去顶帐，没有责任人；赢了，就站出来，做“民心”的代表。徐广缙在广州，就做过一回“民心”代表，那是林则徐梦寐以求而未能如愿的。

徐广缙任两广总督时，清朝已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宁波、上海等四所城市，都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开放了，唯独广州，因粤民抵制而未开，官员欲开，粤民激愤，放火烧了知府衙门。

有两名英人入城，亦遭粤民围打，打死一人，打跑一人。

英方遂以英人被殴为由，将兵船开进省河，占据虎门炮台。

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与英方签了“缓期二年”入城之约。

徐广缙刚来接任，英国公使文翰即照会之，要求践约入城。

于是，徐广缙赴虎门，登上英船，晓以利害，与文翰相争，旬日内，雷厉风行，筹银六十余万两，招募义勇十万余人，购置军械以备战。

与此同时，还宣布暂停与外商贸易，并照会法、美等国商人，一旦英方放弃入城要求，即可互市如初。贸易停了近两个月，各国商人都蒙受了损失，纷纷开列清单，要求英方赔偿，此一举，竟使文翰“大为窘迫”。

而道光帝，却密谕徐广缙，为保“信誉”，要酌量日期，让英夷“入城瞻仰”，并指示“一游之后，不得习以为常”。为此，徐广缙奏曰：

审时度势，婉阻之未必遽开边畔，轻许之必至立起祸端。阻其入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入城有事，则人心瓦解……

他坚决不许英人“入城一游”，面对圣旨，也不退缩，不让步。

于是，英方又将兵船开进省河，以战争相要挟。好个徐广缙，居然再次单舸前往，登上英船，晓谕英夷，众怒不可犯。加以省河两岸，有十万义勇，严阵以待，呼声震天，英方度势，遂“罢兵修好，自此不言入城事”。

天大的事情，就这么了了，道光帝当然很高兴，他夸徐广缙：运筹之功，不亚于斩将搴旗。将士用命，绅民一心，更有过人之智。初不料卿有此妙用，可嘉之处，笔实难宣。为此，还赏了徐广缙双眼花翎和世袭一等子爵。

（3）“民心可用”的背后

如此天朝风光，晚清时期可谓罕见，可实际情形呢？

为什么不让英人进城贸易，还要英人按照乾隆以来的老规矩，跑到“十三行”去通商？这样做，当然对“十三行”有好处，此外还对谁有好处？

粤海关，康熙年间就已设立，颁布了“分别住行货税文告”：

“今设立海关，征收出洋行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

为此，还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经纪人，专营外贸和征收关税。

“十三行”每年以税银百万余，上交宫中，供皇室之需，成了皇室银库。皇帝常亲自过问税银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

粤海关监督，虽为户部属员，却为内务府所派。内务府的事情，是皇帝家里的事，还在雍正时期，粤海关监督就单独设立，没由广东巡抚兼任。专职粤海关监督从祖秉圭开始，雍正帝告诫他：“小心保住脑袋要紧。”

果然，祖秉圭的脑袋出了问题，他个人贪墨的银子，居然就有十五万两之多，须知乾隆元年，整个粤海关收入才四万两银子，全部“规礼”收入加起来才跟他一人所得差不多，那么有杀气的雍正帝，也只是将他的官职拿了，没有将他的脑袋拿了。小心保住他脑袋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雍正帝。

除了收税，还要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

当时，一艘洋船入城，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列了收费名目，竟有100多项！这100多项加起来，统称为“规礼”。

行商们，收税，收费，收出了“潘卢伍叶”四大家族。

伍家，有白银2000多万两，鸦片战争前，为世界首富。

我们知道，东印度公司是鸦片贸易的主要推动者和获利者，而伍家则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可以说是它的后台老板。

在1834年以前，伍家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信任，同英商颠地等紧密合作，伍秉鉴袒护鸦片商不是秘密，林则徐封锁“夷馆”时，他与洋人互通信息，还暗中接济糖油面包火腿等食品，为此，多次被林则徐训斥。

此后，伍家疏远了英商，专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并利用其首席行商的影响和权力，使广州对外贸易全由美国旗昌行一家代理，用“浩官”的牌子来开展贸易。“浩官”(Howqua)，是伍秉鉴的英文名，也是当时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品牌，在西方商界有很高的信誉，连美国商船下水，都命名曰“浩官”。伍家在美国，还投资了铁路、证券、保险，怡和行是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家有钱，也爱国，鸦片战争期间，他一家就捐了一艘军舰。

战争发动，英人绕开广州，跑到长江口和渤海湾去打，并非如当时那些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们所吹嘘的，是因为害怕林则徐盖世英勇，害怕广州“民心可用”，而是因为与“十三行”在利益上盘根错节，关系太深，一打必损。

后来，清朝对英宣战，派官军南下粤省，与英军决战，结果一败涂地。徐广缙治粤，深得林则徐心法，以“十三行”制夷，对外称“民心可用”。

“十三行”要垄断利润，当然反对英人入城，徐广缙要政绩，也反对英人入城，他们联手，高举“民心可用”大旗，誓死不让英夷进城去。

六十万两银子，不是小数，没有行商们掏腰包，他徐广缙能让老百姓自掏腰包自买枪械去当义勇？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之余，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还敢不惜再战？就皇室而言，是要维持“天子南库”；就官场而言，还想食“规礼”而肥。英人一进城，“天子南库”就破了，“规礼”也就收不到了。

徐广缙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不让英人进城，加上他处理好了与朝廷、官场和“十三行”的关系，既没有像祖秉圭那样独吞其利，也没像林则徐那样独享其名，所以，他一发动起来，就上下同心，官民一体，同仇敌忾。

英人投鼠忌器，像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还是不敢与粤民开战，这就使得徐广缙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树立起一个“上之上者”的英雄形象。

（4）天朝爱国主义

徐广缙的成功，似乎证明了林则徐当年那一套可用，这使得病榻上的林则徐格外兴奋起来，刚好福州来了两个英夷，他就想把事情闹大。

可徐继畬不买他的帐，偏要息事宁人。在林则徐看来，无原则的息事宁人，就是姑息养奸。对于来犯之夷，要么剿，要么抚，要么剿抚并用，这是原则，是华夷之辨，而徐继畬，既不剿，也不抚，连华夷之辨都不讲了！

徐继畬想干什么？要对英夷无为而治？不是！那是搞外交。

什么是外交？天下观里无外交，不是主权国家，就不知何谓外交。走出天下观，走出华夷之辨，就会在剿与抚以外，发现还有个外交的空间。

近代以来，最早意识到在天下观之外还有外交的，是徐继畬。

神光寺事件，在林则徐看来，还是天下观内“剿”与“抚”两条路线的斗争，“剿”是爱国，“抚”是卖国，连“剿抚并用”的中间路线都没有。因为英夷和传统蛮夷不同，对付蛮夷，可以弱则剿、强则抚，用天下观牢笼得住。

而英夷在天下观以外自有一套，他们要天朝放弃天下观，进入他们那一套去，用他们那一套来约束天朝，使天朝降格，降到与夷同等规格上去。

林则徐站在天朝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他们那一套”，对“他们那一套”了解越多就越反对，因为他发现，“他们那一套”与天朝格格不入，在“他们那一套”里，根本就没有天朝的立足之地，天朝只能委曲求全，自居于夷。

因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者中间没有调和余地。天朝起东风，英夷刮西风，东风吹，战鼓擂，那是天朝爱国主义。

在天朝爱国主义里，没有“以夷变夏”，只有“以夏变夷”。

徐继畬不搞“东风吹，战鼓擂”那一套，并非图省事，或怕事，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舰北上，攻破厦门，那时，他任汀漳龙道道台，驻地漳州，与厦门仅一水之隔，他像林则徐一样，积极备战，但引而不发，以静制动。英人见他有备，便转攻宁波，而他则因守土尽责，备战有方，升迁至福建巡抚。

据《徐松龛年谱》记载，他在备战期间，曾经问过夫人：城破了，我就战死，你怎么办？夫人笑着说：那就一起死吧，这还用商量吗？！

但这次神光寺事件，他认为林则徐是小题大做了，区区小事，根本没有必要备战，完全可通过外交途径用外交手段解决，英人一拖二赖不肯走，他也就阳奉阴违与其磨合，由他管辖之，办法有的是，他要让英人自动离去。

读近代史，有一句老话，叫做“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话应该改一下：落后会吃亏，但不一定挨打；落后，还要做老大，那就一定要挨打。

日本也落后，但日本没有挨打，因为日本没有做老大，大清是天朝，天朝是天下的老大，是中世纪老大，新兴资本主义，专打中世纪老大。

只有以老大自居，才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将洋人赶出城去。

日本人不做老大，让洋人住在城里，洋人与日本人居住在一起，就要遵守日本法律，就谈不上什么“治外法权”，也不会出现所谓“租界地”。

可在老大的天下里，这些玩意儿都出现了，有了“治外法权”，夷就没治，有了“租界地”，如花似锦的一统江山——大清皇與，就被撕裂了口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老大挨打了，被打出治外法权，打出租界地。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虽然也有老大心理，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永不屈服，将文明的抗争进行到底，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高扬了中华理想主义。

怕挨打吗？不怕！将挨打进行到底，最终就会取得胜利。打败了，要割地，要赔款，要亡国，怕不怕？不怕！永不言败，胜利就在自己手里。

他和文天祥似一样，是一种伟大的文化才能产生的伟大人物。值得他用生命去捍卫的文化，必定有其崇高价值，他愿为之而生，为之而死。

就此而言，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和勇气。但他没有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和新世界正在来临，一种新的文化就要诞生，而徐继畲得风气先。

林与徐的分歧在于，一个在为旧文化抗争，一个在为新文化欢呼，这样难以察觉的分歧，决定了他们在神光寺事件上的态度——容忍和愤怒。

徐是容忍的，侯官县令看似一时失误，实乃他平时影响所致。他本人就常与洋人来往，所以他的下属，也往往就放松了“夷夏之防”这根弦。

可侯官是林则徐的老家，稍一放松，就撞到林大人的枪口上了。为捍卫文化纯洁性和神圣性，林则徐在政治上上纲上线，这就引起了党争。

（5）事件引发党争

林这一击，正是时候，道光帝刚去世，咸丰帝新立，新官上任尚且三把火，何况新帝？新帝第一把火就烧向穆彰阿，下《罪穆彰阿、耆英诏》：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

而言其罪责，则为“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其中之一，就是“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其心阴险，实不可问”。

穆彰阿执政，学汉人曹振镛。曹振镛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三朝元老，有人问他为官秘诀，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曹病死，道光帝下诏，谥曰：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

以“多磕头，少说话”为“文正”，树立了一个做奴才的榜样。

曹振镛配合皇帝，为汉大臣做好奴才样板。而穆是满人，翰林出身，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本应图治，却反而学曹振镛，令新帝失望。

穆“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土散馆考差，大考真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故其门生遍于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引用，号曰“穆党”。

徐继畲是穆的门生，也在“穆党”之列，林之攻徐，似有此意。

徐回京，报告了林的死讯，帝问林则徐为人，他说，林为人忠正，可惜不明外情，致贻误事机。他没有像在家书里那样，说林“为名所累”。

于是，新帝发话了，说：徐继畲乃老成人，何谓欺诈？

刚好，新任闽浙总督裕泰上了奏折，奏曰：福州连日来，阴雨绵绵，神光寺屋漏逢雨，英人遍觅瓦匠，无有应者，无敢往者，已搬走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徐继畲“外示德意，阴加钳制”所致。

问题解决了，按常理，他该官复原职了，可偏不，先把他放到太仆寺去做个少卿吧。太仆司掌马政，也就是管养马的，最高长官是太仆寺卿，为从三品，副长官是少卿，为正四品，他从“巡行天下，抚军按民”的从二品巡抚，一下就降到正四品去了，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里，这叫做“栽”了！（见后续）

 《人物》杂志－－影响近代历史进程的思想巨匠之－－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2008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