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有两次变革，一次是“大化改新”，向唐朝学习，可谓“汉化”；另一次是“明治维新”，向欧洲学习，可以说是“欧化”。唐朝离我们远了，暂且放下它不谈，来谈谈“欧化”。

日本的近代化，总起来说，就是“欧化”。从思想史来看，它有一个特点，那些所谓“欧化”者，其实都是儒生，都是从“汉化”进入“欧化”的，也都尝试过使西学“汉化”的苦涩滋味。

不过，日本“欧化”，终于“化”出来了，可汉文化，非但没有“化”出来，反而把许多近代因素，都“化”进去了，变成了“古已有之”，然后再反刍出来，那文化的味道，还是“汉化”，例如：

西方科技发达，就有“西学东源”说出来，指出科技源于《考工记》，可惜在本土失传，跑到西方去开花了；西方传来民权思想，就有人从《诗经》里面，找来“民主”一词对译，“民主”的本意是“王”，民王多一点是民主，民主少一点是民王，用这样的“损益”法，将舶来之学，统统“化”了进去。

这样的例子很多，汉文化沼泽之深，于此可见一斑。但汉文化并非黑洞，它也有输出，输出过汉字和儒学，形成了“中国”和“天下”——汉文化圈。日本“汉化”以后，成了汉文化圈里一员。

同样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同样以儒学治理国家，同样都在“欧化”，为什么日本的儒生，就能从儒学里面“化”出来，脱“汉”入欧，而中国的儒生，却还是一如既往，在继续“汉化”呢？

从张之洞到李泽厚，一个多世纪了，汉字思维还在“体”与“用”中，延续其惯性，将“中体西用”，换成了“西体中用”，换了个位，又回到了老命题。从老命题里，能“化”出什么来？

还有新儒家，老是要从原教旨里面，汲取现代性的源泉，从儒家传统中，获得庇佑和资源。

以自由为内圣，以民主为外王，其意虽在使“内圣外王”，向现代性开放，但结果却相反，反而使现代性，“化”入了儒学传统。儒学毕竟是帝王学，其“仁民爱物”之意，说到底，也还是王权主义。

在“返本开新”之路上，还有一场文化革命，它以“批孔”的方式，回到了孔子，以“秦始皇＋马克思”，将舶来的马列主义，“化”入中国历史的原型和本体——还是回到“内圣外王”里。

马克思被“汉化”了，这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总之，一个新的太阳——“秦始皇＋马克思”，从历史的底线升起，“圣王”一旦出世了，历史就将终止，“汉化”就有了新意义。

五四以来，我们自以为在“开新”，救亡与爱国，启蒙与革命，可到头来才发现，不管我们多么激进，怀有多么崇高的信念和激情，我们还得在“汉化”里，继续修补“内圣外王”的老例。

“圣王”弥留之际，“儒法斗争”不已，他已回到儒学内部“两条路线”——孟学和荀学。

在骨子里，我们依然是儒生，我们自命为“中国人”，自称要“以天下为己任”，那一点儒家骨血，已无需验证。离开了天下——“汉化”圈，无论“中国”，还是“中国人”，还有什么意义？

最早觉悟这一点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们。福泽渝吉，第一个看透了儒学思想和汉语文明。“汉化”，还是“欧化”？他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欧化”，就是“文明开化”，就是“人的解放”。

首先，要使“人心解放”；其次，要使“人欲解放”，这两方面都解放了，才算“一身独立”。

“人心的解放”，需要“文明开化”；而“人欲的解放”，则要靠“殖产兴业”。“欧化”因势利导，这样扩张开来，就从“一身独立”，发展为“一国独立”，就把国家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他在《自传》中，“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了一下，发现儒教“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 这两点，恰恰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征。

对于孔子，他很不以为然，在《文明论概略》里，他指出，从君臣关系上来规定人的本质，来确立人的天性，孔子是始作俑者。他认为，孔子没有讲解人类的本分，没有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大半掺杂了政论，因而贬低了哲学价值，而尊孔者，亟亟于求官从政，求之不得，就惶惶然如丧家犬。

对此，福泽谕吉慨叹曰：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于是，他脱出汉学，开始了“欧化”。

还有一位，由“汉化”而“欧化”者，名叫植木枝盛，是个不懂外语的“洋学家”，却有很深的汉学根底。他从汉学出发，其“欧化”，观念上，却比福泽还激进，在实践上，也走得更远了。

如果说，福泽的批判，还是针对文明而发的，那么，他的批判，则将思想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国家，集中在“欧化”的两个主要问题上，一个是国权和民权的问题，另一个是国家与个人的问题。

在《民权自由论》中，他怒斥苟安于奴隶状态的人民：“非国家之良民，乃国家之死民也！”

国家，本为自由而设，结果，反而使人受奴役。人民不自由，国家又怎能独立？每念及此，他就大声疾呼：“专制就是卖国！”他认定，国家在本质上就是“恶”，而“专制”，则尤其“恶”。

他告诫人民，不要“以政府为天”，要“以自由为天”；不要“以国家为神”，要“以自我为神”。

他声称，自己是“世界精神之王”，是神，是佛，如果没有他，世界就会暗无天日。他不仅称自己为神，而且认为，全体人民都是神。其《贫民论》曰：“天地间有至重至贵之神，这神就是你——守夜的更夫、街头的人力车夫、挖薯类的庄稼人、挑大粪的农夫，……你们应该重视自己，尊重自己。”

这样，他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与个人，既然个人是神，那么国家，就应该反过来为个人服务，个人的利益，哪怕微乎其微也要争取，国家的利益，要在个人利益的权衡下来考虑。

他的思想，从这里走向了无政府主义，在《无天杂录》里，他说：“人真正自由，欣然而乐，只有国家解散，法律毁灭，而后可行”，因此，“废政府，无法律之事，诚非吾人之急务乎？”

他的思想，还在东方轮回，他对政府的批判，使人想起庄子；人皆可以为神，脱胎于儒学“圣人观”和“佛性论”；个人至上，则缘自佛陀“唯我独尊”；他的无政府主义，岂非“以无为本”？

幸德秋水，也是从自由民权运动出发，趋向无政府主义的。不过，他的着眼点不同，植木着眼于个人，而他则着眼于社会，植木的思想，属于自由化的个人主义，而他则倾向于社会主义。

明治社会主义，是多种思想的拼盘，其中有儒家仁义思想，法兰西自由学说，德意志议会主义，基督教人道主义，美国工团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其中，儒学和自由主义，对他影响最深。

以儒学塑造人格——“汉化”，以自由民权学说改造社会——“欧化”，植木如此，秋水也如此。

幸德秋水，是从儒家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与曹聚仁指出的，理学门徒才会成为社会革命志士，如出一辙。他以儒家人格理想，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型，塑造其形象，寄希望于杀身成仁者，起而行社会主义，并将儒家社会思想，植入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对儒家“天下大道”的认同。

他是明治时代的“反骨”和叛逆者，同时又是明治精神的承担者，这种二重性，使他成为明治社会的改良者而非革命者。他早年为立宪制奋斗，后来又主张“直接行动”，都是温和的改良行动。

他的所谓“直接行动”，就是要求工人，撇开政府和议会，直接同资方交涉，交涉不成，则举行同盟罢工。与植木热衷于政治相反，他更加关注社会，使“政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他说，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不是政权，而是面包，不是法律，而是衣食，议会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没有什么用。

政府无力解决工人的面包、衣食问题，工人也就无需通过政府来行动。夺取政权，对工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议会斗争，还是武装斗争，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都成为过时的论调。

这样，他就把社会和政府完全对立起来，视政府为形同虚设的“影子”。在使人民自主、自立、自治这一点上，他完全走出了儒家民本主义的政治“怪圈”，把握了社会主义的“天下大势”。

他蔑视了专制，为此付出了生命，但权力消灭不了思想，思想从人间升到天上。

如果说，上述二人的思想，还有些剑拔弩张，那么中江兆民，则更有学者风度，尽管他的一生，同样是在斗争中消磨，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可他仍然耽于沉思，对各种问题作学理的探索。

在他的思想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为东西方文明寻求统一性。在他看来，东西方二圣孔子和卢梭，如鸟有双翼，车有两轮，似椭圆里对称的二圆心，共处于统一体中。故他以儒学的形式，阐述卢梭的思想，其《民约译解》，对儒家“理义”观，亦提出了新解：“民权至理也，自由平等大义也。”

大凡异域文明输入时，先要经历依附阶段，如佛教输入汉文化，先依附玄学，终归于儒、道、释三教合一；如横井小楠、加藤弘之等输入立宪政治，以“三代之治”为喻，而得以通行。

接下来，进入转化阶段，或纳异域文明入传统之中，如佛教的“汉化”；或向异域文明转化，如“大化改新”后，日本的“汉化”。而兆民的思想，就是在“汉化”的基础上，进行“欧化”。

他没有像福泽那样放弃孔子，而是将孔子也进行“欧化”；他没有放弃儒学形式，而是赋予儒学形式以“欧化”的本质。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他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欧化”之路。

“三醉人”，一为“洋学绅士”，一为“豪杰君”，而他却以“南海先生”自居。

对于“洋学绅士”的全盘“欧化”，他心向往之，却以为不切实际；对于西乡隆盛式的“豪杰君”，他也提出了批评，批评他只知扩军，不问产业，过分强调“铁腕主义”，却昧于“天下大势”。

他崇尚卢梭，却反对法兰西式的革命，认为，争取自由，不一定要用刀兵。他用进化论，主张以改良而求渐进，反对以革命而致突变，如政府不思改良，而酿成日本革命，则非日本之福也。

因此，人民要权衡，在君主和民主之间，趋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可能导致“革命”。日本人缺乏“革命”观念，圣德太子对儒教改革，他首先革掉的，就是儒家的“革命”观念，以此为前提，确立了天皇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日本虽然“汉化”，却没有“革命化”，兆民反对“革命”，出于文明本性。

谈到文明，兆民认为，文明的本性，是“心思自由”，其次，是“行为自由”。“心思自由”了，人民就能“自主”，而“自主”的“主”字，就是在“王”的头上钉钉子，也就是“言论自由”了。

自由与生俱来，乃“天性使之然”，此为“天命自由”，通过社会契约，转化为“大义自由”。

当然，不是所有的权力形式，都能转化为“大义自由”的，君主专制就与“大义自由”格格不入，它体现了弱肉强食的自然意志，只有民主制，那人性化的权力，才是自由精神的合法的形式。

他主张，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以“虚君共和”，来实现“主权在民”。在他看来，只要“主权在民”，有君无君，都无关系，君主就像一件外套，如果穿着它更加合适，就不妨把它穿在身上。

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不正是这样吗？如兆民先生九泉有知，定会感到无限欣慰。

以上四人中，福泽是开山人物，他的“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策，都是划时代的，不过，他的“欧化”思想，多半还停留在文明和国家的层面上，还有待深入。植木曾向福泽问学，后来超越了他，其“批判”所向，从文明转向国家；其“开化”所至，从国家转入个体。兆民，人称“东洋卢梭”，秋水是他学生，受他“孔子＋卢梭”的影响，而有救世思想。此四人者，或为民族良知，或为时代反骨，都奔走在救世之路上。其思想，皆由“汉化”而“欧化”，而终留有“汉化”的尾巴——“儒教欧化主义”。

而我们——“中国”人，还在继续“汉化”，陈寅恪学贯中西，难忘“三纲六纪”；胡适之放下了哲学，到《水经注》里去咬文嚼字；鲁迅“拿来主义”，拿来了，又放到哪里去？现代物理学，莫名其妙的回到了《周易》；自由泛滥的市场经济，偏要戴上“中国特色”的帽子；你要追求真理？来吧，来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或者摸着石头过河去；你想改变“中国”吗？你不用改变自己；这就是“汉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