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不乏雄才大略的皇帝。
但称得上是好皇帝的，恐怕只有汉文帝。
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但不是个好皇帝，他以天下之力，遂一己私欲，所以二世而亡，亡了以后，还被人骂，在历史上遗臭。
汉高祖刘邦，从民间起兵做了皇帝，这样的皇帝，本来应该很民本主义，可他却以无赖行之，何况俩口子算计功臣不遗余力。
汉家天下里，汉武帝最贵气，打仗、花钱无敌。
可他花得都是爷爷的积蓄，他爷爷就是汉文帝。
唐太宗、宋太祖，让道德稍息，靠政变当皇帝。
汉惠帝很仁慈，可他还是个孩子，他无疑是个好孩子，却难以被称作是好皇帝。汉文帝是惠帝的弟弟，他像惠帝一样仁慈。
可他能将仁慈化为仁政，所以他成了好皇帝。
好皇帝的标准是民本主义，而非圣人革命原理。
圣人革命的目标是做圣王，圣王同好皇帝还不一样。圣王是理想性的终极追求，而好皇帝是功利性的现实评价。圣王的使命，是使他的臣民都成为圣人，如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好皇帝让人民休息。
圣王不光对自己要求高，对臣民要求也高。于皇帝而言，有了圣王理想，就有了发展方向；于臣民言之，有了圣人目标，就被圣化了。
大一统的精华，不光是统一天下，更要统一人民的思想和理想，皇帝要统一天下，可圣王还要统一人民的思想和理想，要求更高了。
中国的皇帝，大凡有点理想的，都想当圣王，没有理想的，就什么都不想。想力所能及的做一个好皇帝而又能做的，真可谓少之又少。
汉文帝行黄老之治，没有把圣王太当一回事，人民当不当圣人，他不管，可人民过日子他要管。他要管，不是管人民，而是管自己。
管住自己的欲望，不要去打搅人民，这叫作无为而治。
好在他是跟着母亲过惯了苦日子的人，节俭如家常便饭。
可他一节俭，就能减少朝廷用度，就能对人民轻徭薄赋。
他本想修一座露台，一问，才知道要花费约百金，他说，这是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啊，停了吧。他珍惜寸缕，要求自己的夫人，穿衣服不能衣角着地，帏帐不要刺绣，以朴素为美，简约为美，这正是道家主张的。
秦始皇造陵墓，真有铺天盖地之势，可他却静悄悄的，陵墓很平常，依山下葬,不起坟丘，陪葬品也只用了点陶器，没用贵金属物品。
他还规定，送葬不准动用车马，不准陈列兵仗，戴孝用的白布，宽不得超过三寸，治丧期间，允许老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吃肉。
有人献千里马，他不要，还下了一纸《却千里马诏》：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至？
他说，我出行，前有仪仗，后有侍从，好天气日行五十里，坏天气行三十里。你送给我千里马，让我一个人骑上牠，先跑到哪里去呢？
诏书才三十字，就可见他不但朴实，而且有趣。这样的文字，是第一流的好文字，司马迁写《鸿门宴》也不过如此，不愧为“文帝”之谥。
秦始皇以自我为中心，不仅让天下围着自己转，还让天道附体，而他却以民为本，把自己下放到民本主义里，从农民那里接地气。
他说，农民是天下根本，把祖上留下的田——“籍田”，让我来耕种吧，我要用田里的收入，来作为祭祀祖先的供品——“粢盛”呢。
按古礼，每年春天到来时，由天子亲自主持，行籍田礼。
《说文》曰：籍田者，天子躬耕，使民如借，故谓之籍。
耐人寻味的是那个“借”字，颇有点家与国区分的意思。籍田千亩，乃天子私田，天子不能以一人之力耕之，以民力耕之，故曰借也。
《月令》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庶人终亩。
这是行籍田礼的仪式，乃依据周礼，而意思意思，表示表示。
可汉文帝却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身体力行之。为了供养祖先，他与皇后一起耕与织，向天下示范孝行和礼仪，教人民如何过日子。他说：
我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其具礼仪。
还下令各地官府，春耕前要劝农，贫者贷给粮种和口粮。
同时，将农田税，由高祖时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
人头税，由原来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改为收四十钱。
徭役，每人每年一次一个月，改为每三年一次一个月。
没有民主制度时，能有这样的好皇帝，那是人民的福气。
对于汉文帝，我们不应要求过多，一个再好的皇帝，都不可能给人民带来民主制，圣王也不可能，这是由王权的本质决定的，他可以坚持民本主义，但不可能搞民主制，尽管他的民本主义不仅仅是主义，还是措施。
我们看他的诏书，可谓文如其人，至简至朴，《恤民诏》云：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赈贷之。
才数十字，便将天地之仁，以民为本道尽。其文，简明如《老子》，生动似《论语》，岂贾谊辈所能为？再读其《除肉刑诏》：
盖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由仁者之心，发为仁者之文，发以为政，则为仁政。然其仁政思想不出于儒家，而出于老子，此乃“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之注也。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何况肉刑也！
帝王，至高无上，天地不仁，他要担当。天上出日食了，那可不是小事，天象示警，天子要有反应，不同的帝王，反应当然不一样。
秦始皇向外反应，从不自我反省，听说东南有天子气，他便前往镇压之，听说“亡秦者胡也”，他就派蒙恬率秦军三十万众去燕、赵之地修长城，这样过度反应，其实是不自信，不光殃及其民，还祸及其子孙。
可汉文帝却没有那样反应，本来日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臣弑君或外寇入侵，他却自咎其身，下《日食引咎诏》，只涉及他一个人：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灭，以诫不治……天下治乱，在朕一人。惟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他说日食是因为他“不德”引起的，与他人无关，给臣民吃了定心丸，还乘机提拔一批贤良方正之士，来批评他的缺点，指出他的过错。
有没有引蛇出洞的意思？没有。他很自信，不需要这种阴谋，尽管这种阴谋《老子》里也有，而申韩之术里更是比比皆是，可他都不要。
为什么？因为他很仁慈，仁者如山，有着伟大的定力，当年，他就靠了伟大的定力，折服了周勃这样的猛士，如孟子所言啊，仁者无敌！
秦以申韩之术行君道同体，用老韩之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秦亡矣。可他却从来就不想以君道同体或圣人革命的方式去受天命、做圣王，相反，他认为做圣王的成本太高，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人民都受不了。
他不想受天命，只想接地气，受天命的事，他留给了孙子。
选自《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