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
关于五四运动,称誉的文章写得太多了。本文不准备继续歌功颂德,而是侧重反思五四和超越五四。毕竟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九十周年,如果今天的我们还停留在九十年前的水平,那无论如何是愧对先辈的。
五四运动以青年为主力军,青年的特点在某些方面正反映了五四的特点。青年如初升的太阳,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理论有余而经验不足,率性有余而平稳不足。五四运动,在消除历史成见的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新的成见。五四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本文就从这两个方面谈起,请读者诸君指正。
一、用“理性”超越“科学”
五四先贤其实不太懂科学的。五四先贤大抵是文人出身,对于数理化可说是不知其所以然,对于科学背后的理性精神更是知之甚少。五四先贤对于科学的定义和理解,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不少的成见。
首先,科学并不仅仅只是技术,更重要的是科学背后的理性精神。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把科学当作一种工具,却还少有人将其当作一种精神。这种科学精神体现的是:人类对于万事万物背后的原因、规律、法则有一种持久强烈的兴趣和追寻。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
其次,科学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力,科学是不断地进步的,同时科学始终有它的局限性。然而,五四以来,我们却将科学当作了最终的封闭的完全的真理。于是,有了这样的词“不科学”。比如我们经常说“中医不科学”,一个理由是中医的经脉在当前的仪器下观察不到。然而,今天检测不到,未来一定观察不到吗?如果这样推理的话,那么当时的牛顿会说“相对论不科学”,今天的我们也会说“没有外星人”。今天检测不出经脉,我们只能说“在当前的科学条件下,观察不到经脉”,至于“有没有经脉”,那是当前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完全可以置之不论。
第三,科学与宗教是可以兼容的,并不是你死我亡的关系。在理论层面,康德很早就论证过,科学与宗教是可以兼容的。在实践层面,西方世界很大比例的人都是基督徒,甚至很多大科学家同时也是基督徒。科学与宗教侧重不同的层面,科学侧重于物质,宗教侧重于心灵,正好可以互补。
第四,科学并不是万能的,所谓利用科学来征服大自然,最终倒霉的还是我们人类。科学而不理性,只能滑入科学主义。科学而理性,正是所谓的科学精神。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只有低下狂妄的头,重拾久已丢失的理性精神,反观自身的有限性。和谐自然,而不是征服大自然破坏大自然。
二、用“慈悲”超越“民主”
在我看来,“民主”的深层精神正是慈悲的精神。如果民主而不慈悲,往往会演变成坏“民主”。
首先,多数人可能会导致暴政,可能会导致对于少数人的压迫。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因为“败坏青年”的罪名被多数人判为有罪。再举个例子,大多数的人可以通过投票的手段剥夺少数人的财富。多数人可以通过民主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但是多数人还想着通过民主来获得不当的利益。当欲望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难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当他人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很难考虑到他人的感受。而慈悲精神,正是站在他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以一种全面的眼光来思考问题。
其次,精英治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少数人也可以压迫多数人。关于精英治国,要分析的是何为精英?武力至上者为精英?权谋至上者为精英?财富至上者为精英?地位至上者为精英?哲人王为精英?仁王为精英?我们到底用什么来定义精英?我的看法是,用“理性与慈悲”来定义精英。因其理性,可以审时度势做出判断。因其慈悲,可以公平公正无害他人。
第三,有人或许要说,现在世界上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以上这两种简单的制度。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还是要由人来设计,由人来执行。既然是由人来设计,由人来执行,就还是会有不平等与压迫的存在。不平等的根源在哪里?还是我们的心不平,还是我们的慈悲心不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人类的问题,还要靠我们自己。
第四,民主是和平的对话,而不是暴力的对峙。然而,恰恰是五四运动,却也出现了暴力的一面。背后的理由是:为了前方美好的目的,可以使用暴力非法的手段。我不相信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暴力带来的往往是更多的暴力。人类的行为往往有一种惯性,经济学家们称为“路径依赖”。过分地使用暴力,就会对暴力产生“习惯”,对暴力产生“路径依赖”,凡事喜欢动拳头来解决。当外部对象消失时,这种暴力依赖会回过头来危及我们每一个人。而慈悲精神,正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的使用。
三、结束语
其实,真正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理性与慈悲”。本文认为继承五四精神,就是要继续发扬“理性”与“慈悲”。在我们中国,这两样都是紧缺资源。我们爱智慧吗?我们追求理性吗?我们如何辩论?我们逻辑严谨吗?我们爱慈悲吗?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吗?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吗?人与人互相关心吗?
谨以此文,纪念五四先贤和五四运动!
2009年5月4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