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2009年10月６日公布诺贝尔物理奖得奖名单。高锟因为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的贡献分得一半奖金，两位美国科学家博伊尔和史密斯因为发明在数码相机中广泛使用的CCD图像感测器而分享另外一半奖金。

高琨早就是公认的光纤之父，获得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高琨的得奖有科学之外的另一种意义。那就是：高琨得奖又一次说明了1949年大陆易帜时，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有多么重要。

到目前为止，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裔共有八人，其中杨振宁，李政道，崔琦和此次得奖的高琨四人生于中国大陆。他们的出生年份在1926年到1939年之间，如果他们在大陆成长、工作，从土改、镇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一直到文革，不要说安心做研究，连能否在那种环境中生存下来都要打一个问号。

四人之中，杨振宁和李政道1949年前就到美国读书，拿到学位后，便留在了美国。后来钱学森，华罗庚等人号召留学生回国为共产党做贡献时，他们坚定地选择了留在美国。即使是七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最高规格的接见，也没有让他们萌生回到大陆的想法。一直到近年来大陆以廉价劳动力给国家换来财富之后，他们才开始回国定居。杨振宁曾非常坦诚地说过，他的成功是因为在每个关键时刻，都做了最佳的选择。至于李政道，他自己以及在大陆和台湾家人的命运同样说明了当年他的选择是多么地正确。这里我们不讨论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只从个人角度看人们的选择对自己人生的影响。

崔琦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他不但出生在大陆，而且一直到1958年才去了香港，然后从香港到美国。虽然有时回中国，却好像没有回国定居的想法。崔琦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但是他们省吃俭用，将崔琦送出去读书，虽然自己在因为共产主义实验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中饿死，却成就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崔琦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父母这样的中国普通百姓是多么地伟大，也可以看到草菅人命的当权者是多么地卑鄙。最令人感动的是当杨澜采访崔琦时问到：“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崔琦回答说：“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崔琦当场在镜头前流下了眼泪。在饿死两、三千万百姓的当权者眼中，两个不识字农民的死只是可以忽略的统计数字，但在崔琦的心里，父母被饿死却是诺贝尔奖也换不回来的永远的痛。

高琨1933年在上海出生。1949年大陆易帜时，高琨父母选择了逃离大陆，到了香港。高琨从香港到英国，然后再回到香港。在他做出得奖研究的时候，正是大陆的政治迫害一步一步从政治和经济领域向社会全方位肆无忌惮地延伸升级之时。毫无疑问，高琨的父母在1949年作出了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1949年时作出正确选择的重要性。数学中最有名的奖是专门奖给四十岁以下数学家的菲尔兹奖。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华裔数学家得过菲尔兹奖。在大陆出生的只有丘成桐一个。丘成桐1949年4月在广东汕头出生，但父母没有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却举家去了资本主义的香港。也正是他父母的这一选择，才使得国际数学界有了这样一位改变数学面貌的天才数学家。如果当年他父母一念之差留在了大陆，1949年出生的丘成桐正好是老三届中的一员，要上大学得等到近三十岁。即使他是天才型的人物，即使在农村或工厂劳动期间每天埋头看书做研究，要在数学这种必须从年轻时就开始全力以赴慢慢积累的领域中取得好成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了，当我们看到媒体铺天盖地为六十年的“伟大成就”欢呼时，回过头来看看普通人的选择也许更有意义。

谨以此文纪念过去六十年中几千万甚至上亿没有尊严地死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