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声音，否定“文革”的声音，好像大事小事，都非要跟那场“史无前例”挂上钩不可。“文革”被当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以跟德意志民族在二战中令人发指的罪行相比。在这一点上，素不相能的官方和知识界惊人地统一了口径，对于“文革”，官方要否定，文人要批判。把那不堪回首的十年称作“十年浩劫”，这是个省事的法子，但是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仿佛那十年之外的所有时代都成了太平盛世。

这实在无法让我——一个比“文革”晚一年出生、并多多少少亲历过“文革”的人信服。“文革”当然是要否定的，但是“全盘否定”就有些矫枉过正了。我不喜欢动不动把“文革”那张老虎皮拎在手里，给它三拳两脚，再扔在地上，踩上一脚，借以显示自己的威武；我甚至也不认为“文革”就有多么空前绝后，我也不认为“文革”来得有多么突然和偶然。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这个充满了党同伐异的暴力语境的民族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灾难，都不值得过多地大惊小怪。

如此说，并不是为“文革”辩护，而是想表达一层不为知识界和官方爱听的意思。我认为，不能仅仅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一次单纯的政治运动来看，还应该当成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民族心理、一种挥之不去的集体无意识来看，后一种角度往往是更重要的。“十年浩劫”的“小文革”，其实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的“大文革”的缩影。这个被当作传统文化遗产继承着的“大文革”，要比那仅仅延续了十年的“小文革”更需要我们震惊和反思。

这“大文革”就是相克相生、二元对立的传统文化：官本位的封建主义与民本位的民粹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学者往往把它当成单一的官本位的封建文化加以批判，却常常忽略了它的另一面，民本位的民粹主义。众所周知，封建主义是一种专制体制，在它的笼罩之下，小民们能有什么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权利呢？不说别的，单是说话的权利就不给你，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塞也罢，疏导也好，“防民之口”的水利工程还是兴建了不少，“豆腐渣工程”甚少。然而由于专制体制先天的弊病，民众的不满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释放，民众的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在不能发言的时代，他们是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到了改朝换代的末世，各种社会矛盾水火不容，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空前绝后，这时候，他们对平等的渴望就会势如洪水。但是在中国这样一种缺乏理性精神的文化背景和缺乏社会正义的社会制度下，越是合理的要求往往越是需要借助于不合理的手段。当民众无法诉诸于理性原则和法律程序的时候，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识，以及因羡成恨的嫉妒心理会混杂在一起，膨胀到一个歇斯底里的程度，他们怎么不想“彼可取而代之”呢？——在中国的民粹主义中，再没有比这更具说服力的表达。于是仇恨再一次被煽动起来。当正义的要求被邪恶的仇恨代替之时，所有的参与都昂首阔步走向其反面。革命，被革命，一切的一切都进入轮回，似乎只有通过一次玉石俱焚的血腥革命，中华民族一直无法释放的紧张心理才能得到彻底的释放。一直占主流的官本位思想忽然不得人心，而民本位思想则大行其道，于是民主化进程似乎提上了日程。

可惜就像官本位导致暴君的暴政一样，民本位也容易导致暴民的暴政。在缺乏合作与对话的国度里，民主诉求即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也无法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揭竿而起的民众，循着“官逼民反”的逻辑，祭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为所欲为，朦胧的民主意识被清晰的专制思想代替。如果成功，无非是建立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王朝，如果失败，旧王朝依然故我。

这实在可以跟“文革”进行一番比较。固然，“文革”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有些区别，因为此前的农民起义是自下而上的，而“文革”却是自上而下的，甚至可以说它的总策划总导演就是最高统治者。然而这不能掩盖“文革”跟农民起义的雷同之处：相似的社会背景、相似的行动方式、相似的政治主张……都为“文革”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文革”前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末世的征兆。当时的中国，等级制度森严，贫富极端分化，社会矛盾激烈，而在统治者高层，也是矛盾重重，这使毛泽东这位起义者忧心忡忡。作为一个混合着封建帝王与草莽英雄双重身份、并受过一些现代思潮影响的统治者，毛泽东的自恋是先验的，一方面他渴望冲破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一方面却又渴望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建立一番划时代的伟业。当历尽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遇到强劲的挑战时，他是不可能接受批评更无从进行“自我批评”，他只能归罪于外部环境。而一批又一批不同政见者的威胁，在他心里激起了双重的愤怒：臣下谋反激起的帝王之怒，以及保守势力复辟激起的民主之怒，于是为了纯洁自己的队伍（有些像古代的“清君侧”，只不过这是他自己发起的，当“红卫兵”声称要揪出隐藏在毛泽东身边的反革命分子时，“清君侧”的性质暴露无遗），他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跟他领导的土地革命获得成功如出一辙，“文革”这一混杂着民粹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法西斯思想的怪胎顺利生产，并很快成长起来。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因为它所提出的政治口号颇为符合民众的要求。仅仅是一句“无产阶级领导下”就足以号召那些处于底层、对特权阶层充满仇恨的人们了。事实上，“文革”前的社会形势，已经为民众的造反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良机，由***元老、“民主党派”人士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特权阶层已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新阶级”，一面是劳苦大众食不果腹，一面是他们享受着远远高于当时国民水平的优越物质生活。这种现状，不仅会引起特权阶层那些分赃不均者的不满，更会激起了工家群众的普遍公怒，这种公怒假如遇不到高层的鼓励，可能还会忍受一段时间，但是当最高层告知他们，他们的苦难是由于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的阴谋造成的、他们无论如何造反都有其合理性的时候，民众自然会为之激动若狂。跟历朝农民主义不同的是，过去“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政治口号被换成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自古以来，民众都期望有一个好皇帝，甚至认为现在的皇帝就是好皇帝，之所以未把国家治理好，就是因为朝廷里有奸臣。现在最高层投其所好地给了他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偷梁换柱，嫁祸于人，把那些既得利益者推到了耻辱柱上，这不是授民于柄吗？

所以假如不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民众心理，而仅仅把“文革”看成由某个高层人物精心策划的一次政治阴谋，未免失之片面和武断。因为如果是政治阴谋，一向安分守己的中国老百姓是不可能那么一呼百应的。民众那样狂热，就证明发起者和参与者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对现实环境特别是对特权制度的不满。“踢开党委闹革命”，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党委已经不得人心，成了众矢之的。 所以从发起前的社会背景来考察，“文革”实在毫无新鲜之处。至于为学者们所强烈批判的、据说比较能代表“文革”的一系列血腥手段，更没有什么开天辟地的的意义，万岁万岁万万岁、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滥用私刑、血统论、划清界限、早请示晚汇报、学雷锋、批林批孔、告密、大字报……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上演得还少吗？

官方和文人学者笔下的“文革”是1 9 7 6 年结束的，但是我视野中的“文革”从未结束。作为一种民族心理，“文革”更是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灵魂深处。可以说，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每一次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都有“文革”的影子，这甚至包括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五四运动”和讳莫如深的“******”，把这两次***跟“文革”相比，可能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假如抛开固执的情绪，站到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清醒地看，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次运动也未能跳出“文革”的怪圈。时至今日，我仍然能从这两次运动中嗅出不少“文革”的气味。这种气味，甚至在当今文化界一些经典文本中也 能嗅出来。

而从大范围来看，“文革”既是体制的一部分，又是形形色色反体制的一部分，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小文革”灰飞烟灭，“大文革”远未结束，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特别是到了当今这样一个官僚经济与市场经济狼狈为奸，官僚经济保护特权阶层疯狂进行原始积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前所未有，底层工农的生存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而民主与法制却千呼万唤出不来的 时代，对于“文革”的反思与警惕决不是杞人忧天——无论作为民族心理 ，还是作为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