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图书市场，坚守人文阅读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奢望。在物欲横流、纷纭变幻、浮躁虚伪的社会大潮中，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自己精神家园的读者少之又少；而为这些另类读者们潜心写作、奉献精品的作者更是凤毛鳞角。值得庆幸的是，在读者欣喜的企盼中，渐行渐近地走来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傅国涌。他独特的叙事视角，他执着的写作理想，他鞭僻入里的思辨论证，他圣徒般纯洁的民主理念，让他的作品独树一帜而引人注目。有学者评论：“在一代年轻的学人中，傅国涌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他的文章带着他特有的思想光彩，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年仅38岁的傅国涌，作为自由撰稿人（这可算不上一个褒义的称呼），活跃在人文图书的写作与出版市场上已经六、七年了。眼下正在全国各大书店热销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当是傅国涌此类作品的扛鼎之作。

尊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第四次在新闻学院做讲座，与大家一起研究一些问题。前三次的讲座可能过于宏观一些。第一个讲座的题目是《文化背景与新闻特色 》，第二个是《记者的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第三个是《媒体公共意识的觉醒》。所以今天我想选择一个微观一点的题目，讲讲新闻报道中细节的问题，也算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今天的题目是《新闻报道中细节的运用和发现》。按照认识论的规律应该先讲发现然后是运用，为什么要倒着讲呢？因为我们所接触和读到的，应该先是看到了所有的媒体对新闻的精彩的报道，通过这些我们认识了细节的作用，然后才推出怎样去发现细节。

——英国牛津大学培训断想

34位来自青岛各行各业、不同层面的领导干部，在英国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接受了23天的强化培训，突击似地听了三十多个专题课程之后，未等沉淀，未待梳理，便带着厚厚的课堂笔记和满脑子的懵懂，启程回国了。

回到青岛，捏着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先生（John•Hood)亲笔签署的结业证书，或独自静思，或几人热议：牛津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记得课堂上唯一的华裔老师刘芍佳教授曾经警告我们，不要期望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学到多少具体而有用的知识，这次培训，主要是悟性的锻炼。要做到几十年后，你还会从这次学习中受益。

中国古谚云：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换一个角度来看，愚蠢的人要“鱼”，聪明的人学“渔”。

如此说来，牛津之行，最大的收获在观念，最大的转变在观念，最大的感悟还是在观念。

学会并善于在法律和民主的框架内处理复杂的社会事物。程序合法，结果不好，人民会接受；结果很好，但程序不合法，人民反而会反对

——牛津大学培训散记 

英国的矜持是无所不在的。她完全有理由孤傲：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这诸多的第一，足以让她俯视群雄，鄙睨后进。当然，她现在并没有占据着世界财富宝座的最顶端，正因为如此，她才少了一些暴发户的焦躁和肤浅，多了一份没落贵族的沉稳和厚重。

今年7月6日至29日，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短期培训23天，主要学习的是公共管理方面的课程。以不足一月的学习、生活经历而妄加评说英国、评说牛津，实在有点自不量力。但观念形态的巨大反差，浸润着深厚历史与文化信息的巨大冲击，由此而引发的思想的碰撞和心灵的震撼，使得你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牛津归来，最难以向同事和朋友们描摹的，就是“牛津大学”。“牛津大学的校园有多大？”“主教学楼是什么风格？”“它的大门在哪里？校牌什么样？”面对这些急切的疑问，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所有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目录
林贤治序
周实序
题记
以赛亚·伯林 自由的恐惧
哈耶克 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
雷蒙·阿隆 知识分子的迷惘
萨特 一枚硬币的两面
汉娜·阿伦特 责任始于爱欲
萨义德 寻找最后的天空
杰斐逊 屹立在自由的旗帜下
托克维尔 驰想于无垠的天地
傅斯年 一士谔谔惊天下
罗家伦 遥远的玫瑰色甜梦
王芸生 文人论政忧深喜浓
陈铭德·邓季惺 自由的历险与代价
殷海光·林毓生 跨越大洋的心灵之约
张灏 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
曲折的历程（代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韦伯对知识立场的这一态度，深刻地影响着就教于他的众多学子，以至于其中的许多优秀学生，放弃了自己建立解释世界体系的可能性。

周国平说过一段大意如此的话：哲学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建立自己的、新的哲学体系；二是用哲学的武器去改造世界、批判世界；三是用哲学的理论去感悟人生。按照周国平的分类，尼采只能算做第三类哲学家。

由此可见，体系的创新和建立，是一个多么繁复浩大、艰巨厚重的伟大工程。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史上的任何一点点微小的突破，都足以让学者们无愧于师长和历史，傲视于后辈和未来。台湾学者张灏，就是一位在世界政治学领域里有了自己建树的、令人骄傲的中国人。

1982年，张灏在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的文章中，第一次鲜明而系统地诠释了他的“幽暗意识”。张灏说，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

罗家伦的一生，有三个闪光的片断。一是领导五·四学生运动；二是改造清华大学；三是执掌中央大学10年之久。尽管后来罗家伦也担任过中华民国的驻外使节，主持过中央考试院，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总是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分不开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罗家伦的一生，人们往往会说：大学校长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20岁时，未经北大预科班而直接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也算是罗家伦吉人天相。这一年，正是蔡元培甫任北大校长之时，也是胡适博士留美7年之后回国任北大文科教授之日。在一次招生会议上，参加阅卷的胡适兴奋地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校长蔡元培当即表示同意。但当考试委员们翻阅这位名叫罗家伦的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蔡元培、胡适坚持不拘一格选人才。就这样，罗家伦幸运地进入了北京大学。

准确评价汉娜·阿伦特的学术成就是困难的。这位年轻时遭受反犹迫害，一生情感坎坷的德国女思想家，在哲学、政治理论诸多领域都有天才般的论述。后来学人，在面对阿伦特这座伟岸的高山时，任何轻率的言说，都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阿伦特曾经这样描述过德国社会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一个潜水采珠的人让隐匿的珍宝浮出了水面。他的目的不仅在于采掘，他还造就了珍贵与新奇，并让我们对珍宝的藏身之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实，这正是汉娜·阿伦特自己最恰当的比喻。

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是当代政治研究领域里的一颗瑰宝。弗洛依德断言：年轻时的不幸和匮乏，成年后会加倍地找回和补偿。阿伦特是弗洛依德这一论断的生动例证。1933年，作为犹太人的她，不得不逃亡法国，颠沛流离，辗转7年之后，才定居美国。阿伦特一生对自己的祖国敬而远之，疏离和陌生，是她的心头对德国永远抹不去的感觉。她不明白，何以在“国家”和“政治”的名义下，社会公共管理会变得这么残暴不已、灭绝人性？她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探究人类的境况，寻找极权主义的起源，去揭露政治中的谎言与虚伪。

2007年是以赛亚·伯林逝世10周年。对于这位有着惊人记忆力、敏锐思维能力和超乎寻常阅读理解力的天才哲学家、思想家，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点纪念性的文字。2006年夏天，在英国牛津大学短期培训时，我流连于牛津的大街小巷，徘徊于新学院和沃尔夫森学院的门前、方庭，感受着以赛亚·伯林的生活足迹和思想气息，景仰与新奇、探索与印证、快意阅读与痛苦思索，诸多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牛津之行，几乎成了我的揽胜之旅。

发散的、飘乎在时空隧道中的无数的记忆的节点，在牛津奇妙地对接了。

1958年10月31日，声名如日中天的以赛亚·伯林，来到了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牛津大学学位考试楼中。他要在这里发表担任牛津大学齐切利教授的就职演说。以社会名流的名字命名终身教职，一直是欧洲大学的传统。

当下，“表达权”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它不仅出现在专家们的学术文章中，出现在专业工作者的课题报告中，更表现在众多媒体工作者的新闻实践中，更顽强地挺立在几乎所有新闻网站的论坛和跟帖中。追求表达权，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在我们这个时时、处处、事事需要根据、标准、规矩、指示的国度里，“表达权”何以登堂入室、身价倍增？根据当然是有的：200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最高层次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尊重人民群众表达权的概念。自此，“表达权”畅行中国，时髦无比。

表达权作为社会自然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社会共识。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邱小平说：“表达自由现在已经普遍被视为自由和民主国家应保障的一项基本人权。”邱小平进一步指出，即使一个政府已经实行普选，如果在普选中不能允许表达自由，这样的政府仍然很难自称为自由、民主或合法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