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处国土上，当受害者和潜在的受害者越来越多，当那种惨痛脸孔和被病毒折磨的样子逐渐膨作一种“国家表情”，甚至连他们之间也开始厌恶地皱眉、嘲谑、幸灾乐祸——进行恶劣的心理折磨和欺压（就像乞丐之间、精神病人之间、狱犯之间发生的那样），这只能说明，最可怖的事发生了：“对善与恶可耻的漠不关心！”（莱蒙托夫）

这才是民心最大的腐败。它显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理性和道义资源已被蛀蚀一空。纳粹德国、专制时期的俄罗斯和“文革”中国就是这样腐坏掉的。

在40年代的德国，战争已把这个以意志和哲学著称的剽悍民族逼到了自缢的边缘：饥饿、伤病、轰炸、抓丁、呻吟、宵禁、灯火管制、空袭警报、阵亡通知书、盯梢告密揭发、习惯死亡的麻木……一切正常的生活都废除了，一切美好的情感和愿望都散失在瓦砾废墟中，每个人都成了被霉病折磨的叶子，神情灰黯，垂头丧气——但几乎所有人都咬定这仅仅是战争失利所致，是劣势所迫，是勾结起来的敌人过于强悍之故。

偏偏这时，假若不知从哪儿突然爆出一句：“我们是害虫！”接下的事会怎样呢？众人莫不大惊失色（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但镇静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叛变了！他叛变了！”随即人堆里便炸开了锅（俨然羊群里钻进了狼），纷纷作愤怒状，作势不两立和挥拳讨伐状。

于是，德国就有了一批被称作“叛徒”的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些表达了个人观点——且没有被自己的诚实吓破胆的青年，但在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一个“个人的观点”多么稀缺，它的处境立马变得多么孤立和凶险——因为“他们有那么多，而我只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有一组军人的名字应被其同胞记住。今天，他们已不在人间，但半世纪前，他们都曾宣称：我们，日耳曼人自己——是国家的害虫！他们皆认为，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结束这场灾难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属于“个人”的行动……这种事发生在“圣战”最酣的当口，发生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命运、价值、荣辱与“元首的梦想”“德国的最后胜利”绑在一起的关头，无疑被视作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恶毒挑衅。

“叛徒”们的名字是：国防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从前线潜回柏林，因拒绝执行元首命令而执行了自己的命令——刺杀希特勒（他差点就成功了）——而遭枪决。二十岁的列兵沃尔夫冈·博歇尔特，因写了几封“危害国家安全”的私信被判死刑（后改赦，但因战争摧残于战后翌年死去），他把“必须要说的话”匆匆写进一本叫《拒之门外及其他短篇小说》的小书里。还有一位即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时的德国军人海因里希·伯尔，在《给我儿子的信或四辆自行车》中，他追述了自己是怎样借“开小差”“造假证”“偷自行车”等一系列不光彩行径——来逃离战场和躲避杀人任务的。

身着制服，却拒绝执行一个军人被规定的职责，从职业属性上看，他们全是混帐小丑，按战场纪律该遭枪毙。时至今日，想必亦没有哪家队伍敢接纳这些不安份的家伙。但他们却是合格的人，比做一名军人做得更多，是勇士，是赤子，是持个人头脑的真正合格的生命！在一个拒绝执行命令为高尚的年代，他们分别以个人的方式捍卫了生命尊严和主体意志的完整，而没被那架“国家主义”大风车所挟持。他们清醒的血肉之躯和跳跃着独立火苗的头颅——显得与那套褐色制服多么不协调，正因这些不协调，正因很多命令没有很好地被执行，没有去开枪，没有去爆炸，没有去焚烧——许多人才死里逃生，许多村庄、楼房和教堂才免遭塌毁……按伯尔的说法：“违抗命令不愧为光荣的过失！”有时候，“过失”就是良知，“渎职”就是正义，“不规矩”就是神勇。

爱祖国，但不应闭着眼睛爱祖国。爱人民，但不该随随便便就爱上人民的某个样子，尤其它“昏迷或粗野时那种不雅的样子”（高尔基）。

在纳粹德国，最振聋发聩的叫嚣就是“爱国主义”“人民主义”这类词语，其深入人心的程度犹如犁铧对国土的耕占，刻骨而深沉……

影片里，常见纳粹党卫军和冲锋队施虐的场面，但若以为战争中参与杀人的仅仅这些贴着职业标签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战时德国，几近所有的人力资源都被政治最大限度地征用了，前线在厮杀，后方则活跃着一支支庞大的志愿警察队伍：维持秩序、监视告密、缉拿叛徒、搜捕漏网的犹太和盟军间谍……一边是母亲们“并不怎么心疼地、甚至怀着激动的心情让她们十四岁、十六岁的儿子朝着死亡跑去”（伯尔），把生命献给元首；一边是她们争气的孩子将立功和英勇杀敌的捷报传回家乡。美国新版的《自愿的刽子手——普通人与大屠杀》一书中，展示了一幅泛黄的旧照：一德国士兵站在离一位犹太妇女不到三公尺的地方，按步兵操典的规范，举枪瞄准，而女人怀里则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士兵会把杀害一位母亲的照片寄给另一位母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忍心或若无其事？至少有一点是无疑的：这个德国青年深爱自己的母亲并想使之骄傲。那么，能否说，他正是按照或猜度着另一个母亲的愿望来杀害眼前这个母亲的？（你会突然觉得连这个念头本身都是犯罪）

伯尔清楚地记得，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颁布了一纸命令，其中包括“一个德国士兵如果在听不见枪炮声的地方碰到另一个士兵，可就地处决他”。这意味着“每个德国人都成了另一个德国人潜在的法庭”。于是，就有数以万计的军人在光天化日下被自己的乡亲、邻居、朋友甚至陌生人以叛逃罪消灭了。要知道，担负这项行刑的仅仅是一些身份极普通的人，一些老实巴交、看上去一生都不会做坏事的人，他可能是你在大街或乡村小路上碰到的任何一个同胞，他昨天还只是一个司机、一个矿工、一个厨师、一个送奶人、一个鞋匠或售票员，甚至是一个以正直著称的教师……可今天，他却光荣地扮演了一个“国家监护人”的角色。伯尔回忆说：“有一个我认识的下级军官叫凯勒尔，他从前线溜回来探望父母，某个合法的德国谋杀者抓住了他，在这‘远离枪炮声的地方’……当时‘事情’（指处决凯勒尔）进行得很快，连一只公鸡也没有为他打鸣。”

一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仅仅是人们习惯的那种“爱政府主义”吗）？真正的爱国使命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施？

那么，“人民”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它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数值集合——由所谓“大多数”组成的人丁概念吗？在政治舆论家那里，它常常被封授一种至高的俯视一切、审判一切的权力，被谄媚的语言描绘成一副无可指摘、先天完美的“万岁”幻身，其权威和不容违抗的意志永远被说成是先验的，无需任何设问和讨论。谁一不留神得罪了它，就会被冠以“人民公敌”，死无葬身之地。

说到底，这是一种阴险的政治贿赂。一旦“人民”心安理得享受起了这种恩惠，就会不惜辱没自己的主人身份——甚至怀着感激、溢美和报答之情忠实地听从施主的吩咐，仰领袖鼾息，充当政治“英勇的打手”……对此，高尔基痛苦地叹道：“这些人非常可怕，他们能成就自我牺牲和毫不利己的功绩，也同时能犯无耻的罪行和卑鄙的强盗勾当。你会仇恨他们，也会全心全意地怜悯他们。你会觉得你无力理解你的人民阴暗心灵的腐烂和闪光。”（《不合时宜的思想》）

一旦“人民”“祖国”仅仅被充当政治权力的“虎符”而不再作为理性和文化范畴的语汇来使用，那么独裁专制和斗争霍乱就会接踵而至，“人民”“祖国”这些硕大的词就会沦作刀俎和砧板之用。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现代德意志、俄罗斯及中国，都流行过这种癫狂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人民论”“唯国家论”“唯领袖论”。

一个真正爱国、爱人民的人，应该与他的祖国和人民如何相爱？这种“相爱”的实际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表达过一种“否定方式”的爱国行为，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只有理性意义上的爱，才是一种长远和深沉的爱，精神与灵魂的爱。他又说：“请相信，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之人。”

做一个词语和表情上的爱国者是很方便的，也极易被公众喝彩和赢得犒赏，而要做一个不受干扰的本质上的爱国者就难了。在“相爱”实不可能的情势下，“单相思”是要以误解、诽谤、报复甚至流血为代价的。“具有歇斯底里情绪的人给我来了一些信：威胁要杀死我！我明白，在一个长期以来所有人都习惯于收买和叛卖的国家里，一个捍卫无望事业的人应该被视作叛卖之人”（高尔基）。

苏格拉底的死刑很说明问题。他死于大爱和先知，死于对文明最处心积虑的担忧，死于对所挚爱的雅典最深情的关怀与怜悯，死于心碎之爱。天才的前瞻与时代的低能——彼此之间的错位和落差，导致了这场人民杀死赤子的悲剧。但作为历史成本，这悲剧又是必须的，社会进步和人民醒悟的车轮，正是一次次由这种交替不绝的“错位”作拉杠来驱动……

正如茨威格在哀泣尼采时所说：“一个伟大之人将会被他的时代驱赶、压制、逼迫到最彻底的孤独中去！”是啊，命运总要将真正的思想者送至无援的绝境，风声鹤唳，四面楚歌，孤独像美德一样地燃烧……而时代对他们的搜寻与怀念又总是姗姗迟至，有时竟晚上几个世纪，甚至永远。

丹东，这位颇具诗人气质的斗士也是这样罹难的。他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提出了“个人观点”，从而与其同志兼上司罗伯斯庇尔发生了冲突。领袖坚信只有“正义的恐怖”才能换回“人民自由”，而丹东怀疑这种自由跟“妓女”一样，是“世上最无情无义的东西，跟什么人都胡搞”。这种犯众犯上的危言将丹东送上了“人民法庭”的断头台，胸前的斩牌上写着：人民公敌！

当德国青年们激情难捱地效忠元首、眼热“铁十字”勋章的时候，大学生汉斯和肖尔兄妹却因撒发反战传单而被处死；当海德格尔们每天小心翼翼地打系“爱国主义”领带时，慕尼黑的哲学教授胡伯却因异端学说锒铛入狱……和伯尔们一道，这些德意志民族的“逆数”，不仅没给自己的时代丢脸，反而维护了这个理性民族的传统荣誉。他们不仅是历史上真正的“爱国者”，而且还是彻底的“救国者”。

还有鲁迅、顾准，还有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和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药》、《中国问题之探索》，他们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日瓦格医生》、《见证》、《古拉格群岛》……

真正的爱国者有时干脆就是那些“叛国者”和“流亡者”。他们始终敢于：批评不敢批评的“人民”！怒视不敢怒视的“革命”！

“人民”，应是一个永远成长中的不断自我反省和完善的主体，而非一座业已退休的大功告成的纪念碑。它应有一副允许批评、保持谦逊和涵养的知识者面孔，而非一个骄横无礼、被溜须拍马宠坏了的肥胖官僚模样。“人民”应和真正爱它的人一道，用理性照见自己的背面与缺陷，秉心相爱，执手同行……

但这样的良性时代尚未真正到来。“人民”仍被自己的假相蒙在鼓里，“叛徒”们仍背着沉重的“红字”和斩牌一个接一个倒下……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叛徒”们的事业将永垂不朽，永不殒落。

历史作证。星灿作证。生命作证。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