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医学的人文透视
“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无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
——(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
角色体验
患病,乃一种特殊境遇。无论肉体、意志和灵魂,皆一改常貌而坠入一种孤立、紊乱、虚弱、消耗极大的低迷状态。一个生病的人,心理体积会缩小,会变异,会生出很多尖锐细碎的东西,像老人那样警觉多疑,像婴儿那样容易自伤……他对身体失去了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熨贴和温馨的感觉,俨然侵入了异质,一个人的肉体被辟作了两瓣——污染的和清洁的,有毒的和安全的,忠实的与背叛的……他和自己的敌人睡在一起,俨然一个分裂着的祖国。
求医,正是冲此“统一大业”而来。
相对白衣人的优越与从容,患者的弱势一开始即注定了。他扮演的是一被动的羔羊角色,对自身近乎无知,束手无策,被肉体的秘密蒙在鼓里——而底细和真相却攥在人家手中。身体的“过失”使之像所有得咎者那样陷入欲罢不能的自卑与焦虑,其意志和力量天然地被削弱了,连人格都被贬谪了。他敬畏地看着那些威风凛凛的白衣人——除了尊重与虔诚,还混含着类似巴结、讨好、恭维、攀附等意味。他变了,变得认不出自己,唯唯诺诺,凄凄惶惶,对白衣人的每道指令、每一抹表情都奉若神明。那是些多有力量的人啊,与自个完全不同,他们代表医学,操控着生命的方程和密码,仅凭那身洁白,无形中就匹配了某种能量与威严。
每个患者都心存侥幸,奢盼遇及一位最好的白衣人,有时出于心理需要,不得不逼迫自己相信:眼前正是这样一位!(你不信?那是你的损失。)由于专业隔膜和信息不对等,白衣人——作为现代医学的唯一权力代表,已成为患者心目中最显赫的精神砥柱和图腾。而且,这种不对称的心理关系几成了一种天然契约,作为医治的精神前提而矗立。
但是,我们必须关注接下来的发生,即白衣人的态度。
对于患者的种种弱势表现,他是习以为常、乐然漠然受之,还是引为不安、勿敢怠慢?在一名优秀的白衣人那里,患者应首先被视作一个“合格”的生命,而非一个被贬低了的客体(无论对方怎样自我放逐,但自贬与遭贬是两码事)。甚至相反,患者更应作为一位“重要人物”来看待,赢得的应是超常之重视——而非轻视、歧视、蔑视。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他一定会意识到:再去贬低一个已经贬低了自己的人,于心于职都是有罪的。同时,他也一定能谙悟:正是在患者这种可怜兮兮的表象下却潜伏着一股惊人的力量——一股让人难以抗拒的莫大的道义期冀和神圣诉求,它是如此震撼人心、亟需回报,容不得犹豫和躲闪,你必须照单领受并倾力以赴,不辜负之。不知现代医学教程中有无关于“弱势”心理的描述?我以为它是珍贵而必须的,每个白衣人都应熟悉并思考如何善待它。
“弱势”在良知一方总能激起高尚的同情和超量回报。但在另一类那里,情势就不妙了——
走进挂有门诊牌号的格子,随时可见这样的两位“交谈者”:一方正努力陈述痛苦,显露出求助的不安,同时不忘递上恭维;一方则满脸冷漠,皱着眉头,一副轻描淡写、厌倦不耐的样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接见”,如贵族之于乞丐,官宦之于芥民。更要命的是,很多时候,这涉关“生死大计”的接见维持不了几分钟即草草收场了,更像是个照面。若患者对轻易挥就的那寸小纸片不放心,还巴望着多磨蹭会儿,白衣人便道:“先试试看,再说……”其实,这话大有端倪,也就是说,此次诊断只是个演习,乃试验性的,他已提前透支了一道权力——一次允许犯错误的机会。俨然一马虎士兵,从未要求自个“一枪命中”,竟打算连射下去,直到命中为止(或者不命中也为止,搂空了弹匣即玩完)。多么荒诞的规则,几乎连最正常的逻辑都忘了:既然射技实在欠佳,何不趴准星上多瞄一会儿呢?哪怕耽延几分钟也好啊,说不定,用不上几章“下回分解”,就把人家性命给误掉了。
细想一下那些粗鲁的医学行为,若稍加警觉,许多细节皆令人不寒而悚。其实在心理上,患者对白衣人的吁求有多么卑微啊,假若能与自个多聊片刻,对自个的身体多指摘几句,也就心满意足、感恩涕零了。
一名正实习或上岗伊始的医生常有这样的体会:当病人径直朝自己走来——一点亦不嫌弃自己的年轻、在冷冷清清的案前坐下时,自己的内心会激起多么大的亢奋和感动啊,他定会比前辈们表现出更大的热忱与细致,会倾其所有、使尽浑身解数以答谢这位可敬的病人……遗憾的是,随着光阴流逝,随着日复一日的积习,这份珍贵的精神印象便和其他青春记忆一起,在其脑海中褪色了……当一个白衣人终于持有了梦寐以求的工龄和资历之际,他究竟比年轻时多出了些什么呢?
尊敬的白衣人,一定有过这样的的事吧:冷不丁,您的衣襟突然被患者家属给紧紧拽住了——就像溺水者抱住一根浮秸,急迫而笨拙,绝望而不假思索……这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敌视、憎厌、恼怒其“无礼”?还是沉痛与悲悯?是冷冷打掉那双手还是高尚地将之握住呢?
常闻病人家属向大夫送“红包”之事,亦曾目睹有人在医生面前苦苦央求乃至下跪一幕,那时我想,我们的医职人员何以让患者“弱”到了此等不堪呢?那“包”和“跪”里装的是什么?是人家对你的恐惧,是对你人格的不信任,是走投无路的灵魂跌撞与挣扎……“包”何以“红”?那皱巴巴的币纸分明是喂过血和泪的啊!从精神意义上讲,窝藏这包之人已不再有白衣人的属性,那丝丝缕缕的“红”已把他披覆的“白”给弄脏了。一个冒牌的赝品。
托马斯宣言
美国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其自传《最年轻的科学——观察科学札记》中,毫不隐讳地说:他对医生本人不患重症感到“遗憾”。因为如果那样,医生本人就无法体会患者的恶劣处境,无法真切地感受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难时的悲伤与恐惧,亦即无法“如同己出”“感同身受”地去呵护、体恤对方。
读至此,我欷嘘不已,除了感动,还有感激,更有敬意。难道不是么?没有比这种“角色亲历性”更能于蒙昧的医学现实有所帮助了。体会做病人的感觉——这对履行医职乃多么重要的精神启示!它提醒我们,一名优秀的白衣人永远不能绕过患者的痛苦而直接楔入其躯体,他须在对方的感觉里找到自己的感觉,在对方的生命里照见自己的生命,于对方的痛苦中认出自己的那份——尔后,才能以最彻底和刻不容缓的方式祛除这痛苦。
托马斯的假定并无恶意,更非诅咒。他只是给自己的岗位设定了一种积极的难度,一份严厉的心灵纪律,进而从人文的角度更近地帮助医学,提升其关怀质量。
医学是“保卫生命”的事业。它催促我们的白衣人:以生命的名义,以全部的激情和庄严努力工作吧!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吧!因为,拯救别人就是拯救自己,病人之现实亦即我们之现实(至少也是明天之现实),个体之命运即人类之命运。
“托马斯宣言”无疑是理想的、奢侈的,甚至不具科学及“合法”的操作性,但它却包含着诱人的信息,预示了一种高贵、纯洁的医学伦理前景——从中我们看到了白衣精神的良知、力量和希望。
医学,不仅是物质与技术的,更应是精神与人文的,她应成为一门涵盖自然、伦理、哲学、审美、道义、心理、教育等元素在内的学科。因为,她面对的并非物理实体,竟是灵肉丰盈之生命——万物中最神奇最复杂最瑰美和深邃无比的人。人是最宝贵的,每个“他”都永远唯一,永远“自在”而不可替代。医学即人学,对生命本体的尊重、仁爱、体恤,应成为“红十字”精神的核心。
有时候,我常奢想,白衣人之角色该由人类中最优秀的成员来充任。他须集智识、德能、信念于一身,不仅是个工具知识分子,更兼人文知识分子的品质和理想——对生命充满虔敬热烈的关怀、于职业抱有高尚的理解及打算,对人性持有出色的亲和与体贴能力……他还应是个感觉丰富、细腻敏锐之人,惟此方能充分采集患者的感觉,对那些极不确定和模糊的信息作出确判断、归纳与推理。必须有心灵的参与,其才华和技术方不会打折扣,那些物质注射才会在人体上激起神奇的响应与回馈。相反,如果他从感情上贬低了生命——对之采取了一种疏远、懈怠、轻蔑的姿式,那他就无法从行为上去拯救生命。
无疑,一个白衣人的医绩乃其对“人”之信仰的结果,乃其对生命尊重程度所获得的来自人体的诚谢与报答。
死亡:医学的耻辱
在和平年代,医院已正式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在世众眼里,包括很多白衣人看来,死亡现象显然已“合情合理”——事情似乎明摆着,即使拼了力,使尽了所有手段,而那些顽疾、重伤、癌症、爱滋病……生命的溃口毕竟太大了,有限的医学现实难免败下阵来。
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深厚的人道心理和生命关怀力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如此剧烈之惨变)视为“合理”——这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
从古老的诞辰日起,医学即注册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为终极目标的,这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从纯粹意义上讲,任何非自然的死亡都将是医学之耻辱,都是医学现实的无能所致,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和渎职——只有满足了这一指控,只有基于这种最严厉的批评和诠释,“红十字”才当之无愧地享有她天然的神圣与崇高,才堪称人世间最巍峨最清洁的结构指向之一。
“必须救活他”——假如医学在这一誓言前让步了、畏缩了,那她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损害,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回忆了一桩终生难忘的事:
一位年轻的实习大夫,在目睹自己的一名患者死去时,竟失声痛哭。作者尤其指出,那死并非“事故”所致。也就是说,按通常理解,医方并无过失。可一个并无过失之人何以伤心到“必须哭泣”的地步呢?
意义即在此,境界即在此,信仰即在此。
我想(或许亦符合托马斯的理解),那一刹,促使年轻人流泪的除了悲悯之外,还有赖于另一项更重要的刺激,即一个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医学之无能!医学对一个生命的辜负和遗弃!他见证了这一幕,他感到震惊,感到害怕,感到疼痛和悲愤,感到了内心的“罪感”……他竟如此的不习惯死亡!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无法原谅自己所在的“医学”(自己曾是多么器重她,敬慕她)——他投奔这座殿堂,是冲着她“保卫生命”的伟大涵意去的,而其现实却如此的拙劣、平庸,她对生命许下的承诺竟如此难以兑现——作为这殿堂上的一员,他无法不为自己的集体汗颜。在死亡对医学的嘲笑声中,他觉得自个亦被嘲笑了……
习惯死亡是可怕的。倘若连一颗心脏的骤停——这样巨大的事实都唤不起情感的颤动,这说明什么呢?麻木与迟钝岂不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植物心态?在所有的医疗事故中,同情心的死亡乃最恐怖的一种。
让我们与托马斯一道,向这份珍贵的哭泣致敬!它来自一名年轻人献给这世界最干净的礼物:痛苦和自责的勇气。
医学的身份
根据体会,凡特别尊重生命与自我的人,在开始一项长期劳动前,是需要匹配一束强大理由的。这理由须坚实、饱满,有不俗的精神魅力和荣誉性,符合主人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诉求——唯此才能对该事业起到牢固的支撑和持续的推动力。
不知现在的医学教育有没有正式向学员发出这样的设问:何为医职?何以为医?
如果仅仅把“红十字”作最平庸最无能的理解,比方说为了“糊口”“谋生”,而非基于人文理想的考虑,并无任何高尚的心理打算和精神准备——那他的身份就极可疑。由于信仰的缺席——他根本不对人生提出正式的价值期待,其行为即很难从正常意义上去确认、检验和评估了,姑且称之为“混”罢。现实中,大量粗鄙的医职人员就是循着这样的职业流程从“医学院”的轧模机上被复制出来的——犹若“假肢”一般(无精神性可言,只有空荡荡的工具含量)。说到底,他取得的只是一张不及格的“上岗证”,而绝非生命的身份证。
尽管当代亦不乏值得骄傲的白衣人形象,尽管现时医学已取得了物质与技术的高度繁荣,但须承认,从心灵和人文角度看,我们曾一度清洁的医学传统,实际上正披覆着可怕的蒙昧,我们的很多医职人员并未很好地履行使命,“红十字”的尊严与荣誉正屡屡遭受来自内部的诋毁和污损。翻开报纸:少女被误摘卵巢,妇女腹遗纱布旷达十数年,儿童被推错了手术室……
况且这尚非技术原因造成的,仅由粗鄙的医疗态度所致。至于误诊漏治而酿的隐性事故就更无从指认了。由于病理本身的复杂和专业隔膜,患者及家属很难对医疗质量作有效的判断、跟踪和鉴别,治好了乃医之功德,治坏了是自个不争气……说到底,这是一份没有合同保证的契约,医方永远是赢家,是收益者。所以,在医疗诉讼中,患者一方总处于劣势,除了乞求与悲愤,实难为自己找到有力的证据支持。
由于天然的德能地位,医院本质上有异于任何一项服务产业。经验证实,医务质量与经济效益是难成正比的。单靠功利欲望作兴奋剂,激弹起的只是世俗的阴暗心理,削弱的却是真正的医学精神和心灵尺度。若不把患者当作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生命——而仅视为一间小小的“银行”(暗中作着“提款”或“洗劫”打算),并据此确立自己的服务程度,那医院就不再是本质意义的人道场所,那枚和教堂一样高耸的“十”字就应声坠落了。
医学的原色是伟大的,作为一项最古老的职业,从几千年起,她就扮演了一项近乎于神职(西方的上帝、东方的菩萨)的角色,她发轫于道义,并靠道义来维持呼吸和繁衍,她荫惠天下,布济苍生,承纳民间的膜拜和无数感激,而荣誉的犒赏又滋养了其德能力量……
为西方医德最早立下纪念碑的,是古希腊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他每次行医前都要重复自己的誓言:“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无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而隋唐名医孙思邈可谓东方医德的代表,他对“郎中”的道德诉求是:“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生灵之苦。”再像古时的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他们的职业理由比起今人来说,皆纯粹和本真得多,均散发着浓郁的博爱色彩和济世情怀。某种意义上,古代医学行为更接近医学的精神正源,其对外部世界的慷慨施予,于自我严格的修为操守,堪与最清洁的神性劳动——宗教行为——相媲美。
你准备好了吗
选择了医学,即选择了她的美德和自在尺度,即须义无反顾、理所当然地对全社会起誓:“为了保卫生命,我决心投身医务!”
许多精神常识于一个白衣人的青年时代即应早早确立了。
想起医学院的莘莘学子们,在尔辈携着稚气、满怀憧憬地步入校园之际,有没有迎来这样的时刻:你们尊敬的老师或校长,突然决定领你们去见一个人,一位刚刚失去爱子的母亲?
你们应握住那虚弱之手,凝注其枯黯的瞳孔,聆听她凄恸的抽泣……你们应努力结识这位不幸的母亲——而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母亲!请记住这严酷的一幕,记住这是由医学的无能造成的。你们应感到悲伤,感到歉疚才是。更重要的,你们应试着对医学的现实发难,直面前辈们落下的耻辱。既然是耻辱,就建议你们大胆地去咀嚼,直到咀嚼出力量来。而在未来,你们将获得荣誉。
如果这真能成为开学以来的“第一课”,我将羡慕、祝贺你们——终于有了一所好学校!在那儿,你将遇到真正的知识和精神。倘若根本不是这样,我则替你感到遗憾,遗憾没有好的老师和校长。
做一名白衣人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忧郁的日子里来见您。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捱了那么久的煎熬,打听了那么多门牌和号码,费尽周折,终于站在了您——一个有力量的人面前。他强打精神,满怀期待,献上感激,指着自己的心脏、胸口或某个沉重的部位:这儿,这儿……
他选中了您,也就把身体的支配权给了您,亦把巨大的荣誉和信赖给了您,仰仗您能挽救他,留住未来的时日和幸福。总之,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见您的。无论一个平素多么轩昂和自恃有力的人,此时,其眼眸深处都跳跃着一粒颤抖的火苗:请,救救我……
可,尊敬的白衣人,您准备好了吗?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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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是医生,他是很好的人,善良温和。但在医院里见到他,却也是不苟言笑的。他说外人无法体会这个职业的辛苦与负担。
是需要互相理解。但还是觉得,当你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应该在获得尊重与金钱的同时,付出关爱与责任。因为你面对的是,最弱势的人,他无奈地把生命交予你,任你处置。
从古老的诞辰日起,医学即注册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为终极目标的,这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从纯粹意义上讲,任何非自然的死亡都将是医学之耻辱,都是医学现实的无能所致,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和渎职——只有满足了这一指控,只有基于这种最严厉的批评和诠释,“红十字”才当之无愧地享有她天然的神圣与崇高,才堪称人世间最巍峨最清洁的结构指向之一。
“必须救活他”——假如医学在这一誓言前让步了、畏缩了,那她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损害,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深思之又觉自有其道理在。虽俗语云“隔行如隔山”,但教室的讲台和医院的手术台又都承载着紧密相关的重任——前者塑造与完善灵魂,后者拯救与康复肉体!加之,作者雷达般超敏锐的思维触觉,及游刃有余的驾驭母语的功力,终使我因惊讶而大开的嘴巴复归原位。
因感冒复感冒故而多日持续发烧,因发烧故而无精打彩,因无精打彩故而悲观甚至略带绝望,因悲观绝望故而每日按时“会晤”白衣人,因“会晤”白衣人故而顺理成章地扮演了一位“被动的羔羊角色”。我“敬畏地看着那些威风凛凛的白衣人——除了尊重与虔诚,还混含着类似巴结、讨好、恭维、攀附等意味。”我“变了,变得认不出自己,唯唯诺诺,凄凄惶惶,对白衣人的每道指令、每一抹表情都奉若神明。”
平时与人开玩笑:“您老亲自上厕所啊?”因高烧卧床不起复又频出虚汗辗转难眠时,方深切地感悟到:对久卧病榻之人而言,除了痛苦难捱地“亲自睡觉”,“亲自上厕所”竟成了一件近乎奢侈之事!更不消说“亲自”拜读开岭的文章,“亲自”看春晚赵本山的《不差钱》,“亲自”听“纯爷们”小沈阳的娘娘腔。就连平日兴致极高的“亲自”与老婆拥抱此时也甚觉了然无趣。
自视甚高的人类总自矜为“万物之灵长”,仿佛无所不能永远强壮与青春。其实,有时候人又是多么无助与弱势!譬如我,高烧难耐的那几天,竟无以名状地拱在母亲怀中痛哭了两回——好像此一病会成为永诀!
这几天,精神头一上来,我又开始上窜下跳了。呵呵,今日此时这一刻,我不但有幸“亲自审阅”了开岭的文章,而且还能“亲自留言”与开岭来个网上对话。健康地活着(生理的和心理的),真是人生一件妙不可言的美事!
我个人觉得,简简的那个回复,比较实在,也比较理性。白衣人,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时,也有太多的无奈,面对生命的消失,也一样。我想,真的并没有多少白衣人会把生命的不正常消失看作是“合理”的。
保卫生命的神圣职责,在每一个人。但白衣人是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实的防线。
我很欣慰,谢谢!记得有一冬天,孤身在一座城市,突然有恙住院,一群实习医生给我做胸膜穿刺,主治大夫一旁指导,现场没有仪器,他们大概凭手感判断进度,麻药失效后,针管还没到达位置,气体抽不出来,年轻人们大汗淋漓,剧痛中我想自己可能要成牺牲品了……幸好,他最终成功了。至今,我仍记得那位实习小伙子,他脸色苍白,跪在地上拼命用力、汗珠啪啦往下掉,其恐惧甚至大于我的……我想,现在他应是一名主治医生了吧。
谢谢小虾的疑问,相信这种矛盾与尴尬属于“典型性”。我所有的亲属几乎都和两类职业有关:医务和教育。所以深谙你的感受。社会历史最需要三种力量:梦幻家和理想主义者、现实改革派、投出正确支持票的大众。没有理想者和梦幻家,我们将失去未来。没有改革派,我们将失去当下和此生。一个是星空,一个是大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天地间同时高举这两面旗帜,并不以为矛盾。
最近常常进医院,拜读此文,另有一番感慨。
“怎么样去想,就会怎么样去做,就能成为怎么样的人”
谢谢您的文章,给我当头一记棒喝!
谢谢您,来自一位真正白衣人的回声让我很高兴,写这篇文章是十年前了,那时我还很年轻,言词有偏重的地方,个别全称性的表达可能会伤害医者的感情,请谅解……许多年前,日本有部电视剧《血疑》,其中有一情景,当患白血病的幸子去世时,大岛茂捶墙而泣,喃喃道:一个医生救不活自己的病人,我还算个医生吗……(当时我就想,要是自己得了病,就把自己交给这样的医生)……记得剧中还有这样的解说:“为了拯救幸子的生命,大岛茂和他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们在争分夺秒地和死神赛跑”。我记住的是“争分夺秒”这四个字,毕竟,“争分夺秒”的医生和医学科研者太少了,而人类的希望和生命安全都寄托在这个群体身上。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大师著作,而是两部日本电视剧:《血疑》和《蔷薇海峡》,也记住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大岛茂。在两部剧中,他都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父亲和爱人。在后一剧中,他还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民选市长”,同威胁公众幸福的黑恶势力做斗争……《蔷薇海峡》的那首曲子也是我最喜欢的,至今我仍打听它的下落……追溯起来,这应该是我最早的精神启蒙了,它们教会我将来怎样正直地做人,遗憾的是,我没能成为一个医生。我常常想,就算“德育”,为什么中国大陆就拍不出一部那样的影视剧呢?一定是这个社会的精神肌里有问题,有一种叫做“癌”的细胞在扩散,乃至无人幸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谢谢您,让我浮想连翩了这么多。
我读你的文章更深地体会到了做医生的本质,同时想说我是从一名从小总是在医院里徘徊的人群中走进医院的,对于医生和患者我都做了很多次。
医生要遵照医疗制度,它在某些方面已制约了医疗事业的发展,于病人的切身利益有悖!
虽说您有的地方真的言词偏重,还是会让医界人士再进行一次心灵的颠簸!
这是不可能的,医学上出台的好多规定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定论的问题才会说出,‘可能性很大’这样的话,行有行规!您不懂!
医学确有其特殊性,永远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为医者一要明白其职业特殊性,二更应理解就医者之心理感受,
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艺术”水平,
感谢您这篇文章带给人们的启示,
一个有24年工作经历的医生。
我是重庆某三级甲等医院的一名老得不能再老的医生——再有一年多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前天,女儿介绍我看这篇文章,并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反复看了3遍,不能不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优秀的写医务人员的文章呢(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知识面太窄的缘故吧)。我觉得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医护人员,而且对各行各业的每一位从业者都有一个巨大的启迪和反思作用。我这一生也算是兢兢业业为病人服务,职称也及早地到了正教授级,各项荣誉一大摞,也算是“光荣引退”。但看过你的这篇文章后,我还是感到莫大的遗憾,我想如果10年前我就读到这篇文章,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要是对号入座的话,我不得不承认,你批评的一些不良现象在我这位老资格的医生身上确实多多少少也存在——对患者疾病的漫不经心甚至言语上的轻慢都是有的。你批评得好!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批评!我打算近期把你的其他文章也通读一遍。向你致敬,祝工作顺利!
另:你在《读者》上发表的《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实在让我们全家太感动了!
前辈您好,在此向您表达敬意和问候!家父亦是一名医生,在我心目中,和您一样,他也是天下最善良最正直的医生之一,至今我仍记得他去世时,远道而来的患者吊唁时的哭泣,天下有许多许多好医生,这些我都没忘,我不会玷污父辈们的职业……正因为爱这个职业,爱父辈们身上的那身洁白,希望它获得光荣和神圣,才有了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十年过去了,该文仍没有过时,这亦是它的悲凉和可怜之处。同时,也正像您提到的,生命信仰和职业伦理,不是一两个行业的问题,而渗透于整个社会体系和生活单元,包括我从事的媒体,乃至个人人生的某些细节。一些网友的批评我也读到了,谢谢你们,我想,若能再读一遍,我们的隔膜可能会少一点,同时我会珍惜并思考这些批评。
祝前辈身体健康,问候您的家人!同样问候所有的读者和网友,谢谢你们!
我是一位六十七岁的老人。我的儿子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医师资格后,他在冠心病介入方面已经是那一方小有名气的专家。我为他的成就而高兴,但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使人非常气愤的事情。
四年前,我第一次患劳力型心绞痛,与老伴和女儿一起到我们当地医院就诊时,医生尤其是科主任却说我的病非常危险,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可以避免这种危险。于是,在不到两小时内把我推进了导管室,一个半小时后,我被安装了两个支架,住在心内科病房。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工作,这次看病我没有打电话告诉儿子。
医生谈话时所说的那种危及生命的状况,也来不及告诉儿子。医生们尤其是科主任那种迅速的工作速度,也不容有时间与儿子打电话。随后,不辛的事情发生了,一年两个月后,我得了急性心肌梗塞,此时儿子正好可以回家,这次造影的结果是两个支架堵塞导致了急性心肌梗塞。令人气愤的是,儿子找出一年两个月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看到冠状动脉左前降支仅仅狭窄50%,是心绞痛中很轻的一种,药物治疗效果很好,根本就不是安装支架的适应症,更不用说安装2个支架了。如果不安装支架,用药物治疗,现在至多仍然是心绞痛,很难因支架内堵塞患如此严重的心肌梗塞。可恨的是那时当地医生却说我的病非常危险,必须马上安装支架,而且在左前降支内给我安装了2个支架。并且由于支架不合适,造成再狭窄引起了广泛前壁心肌梗塞。
这次心梗后,儿子一直陪床直到我出院后才出国。这期间,他给我讲了冠状动脉介入国外的现状,讲了国外介入手术后15%~18%的临床观察费,在我们国内却变成了心内科介入手术后的导管材料回扣,讲了正是由于超高额的导管回扣在我国能装入心内科分管介入的主任或副主任腰包,导致当地医院心内科主任给我安装了2个本来不应该安装的支架,1个支架花费约40000元,回扣至少6000元,2个支架回扣至少12000元。像我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很常见,北京地区的各个三甲医院心脏介入手术例数最多,平均每家医院造影、支架和起搏器年消耗量可达3000万元,回扣至少450万元左右。全国其他全地区各三甲医院心脏介入耗材消耗量可达1500万元,回扣至少250至300万元左右。而如此高额的回扣在全国各地医院几乎均装进了心内科分管介入的主任或副主任腰包。这种回扣大得惊人,比药物回扣多出好几百倍。高额回扣导致了我们全国范围内大小医院争相购置心脏介入设备,昂贵的介入设备在全国大小医院比比皆是,单位国土面积内这种仪器的密度比发达国家要多出几倍,这些设备常常因为没有那么多适应症而闲置。各医院心内科主任为了高额回扣,同时为了避免昂贵设备闲置的责任,常常给非适应症病人装支架,装起搏器。医生们用自己用不完的回扣打点他们的各层上级,导致了全国范围心内科主任当院长、副院长的人数最多,人大政协任职的也不在少数。而这一切,我们的政府却全然不知或少数政府官员知而不言,不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能从那些心内科主任那里得到这源源不断的间接收入……。
出院后,我天天气喘吁吁,不能出门。现在的我,活不如死,简直是家人的累赘。
我很后悔。几年以来,我从儿子那里了解了一些心脏病介入手术后,国外的随访观察费和国内的导管回扣的情况,也从儿子口中和《心脏病学》中学到了一些冠心病介入手术方面的书本知识。我认为,医生给我造成的再狭窄心肌梗塞不是病情发展的结果,而是责任事故。2年前,我曾准备诉诸法律。
“爸,您已经这样了,告状并不能使你健康。我以后还要回国,还要在国内当一个心血管病专家。如果你告状,国内心血管专家的导管回扣因你和我告状而丢失,这是他们最痛心疾首的事。您知道,科研课题评审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论文评审权掌握在他们手里,医学科研奖评审权掌握在他们手里,我怎么在国内立足?”
我被儿子的话镇住了,但仔细一想,的确如此。他从小爱国,他现在虽然在国外那一方小有名气,但他必定要回国。如果我告状,国内心血管专家回扣的事态因我,或者说因他而暴露,他将很难与国内的心血管病专家们相处,在学术方面将失去他们的支持,将失去和谐的工作氛围和环境,成为众矢之的,他的事业将成为泡影。
从那以后,无论是在电话中或回家后,他关心我的疾病,他问这问那。有时,他回国后给我检查,给我下药,但他再没有与我谈起一句关于心脏介入手术后国外的随访观察费和国内介入导管回扣的话,他说那是"职业道德"。不过,在此以前有关国外介入手术后的临床随访观察费,有关国内介入导管回扣的情况,我已经从他嘴里了解到了完整的资料。在我患了急性心肌梗塞的那一段时间里,他看了光盘后那气愤的诉说中,在我恢复期间,他在我床边的聊天中,已经说出了国外的随访观察费和国内的导管回扣的历史渊源、数量关系和前后变化。
长时间以来,我尊重儿子的意见,我再没有提起告状的事。
由于儿子的职业是心血管病学,也由于我曾经有过安装支架和心肌梗塞的经历,以及病后的我曾经学过许多心脏病知识,看过很多介入手术图片,虽然儿子不在家,经常有些邻居、朋友、单位的同事来向我咨询。几年来,从他们带来的造影光盘,我吃惊地发现,许多应该药物治疗,不是冠心病介入手术适应症的病人,都给安装了支架。有些与我一样,不久就得吃再狭窄的苦。这简直就是一种人类的悲哀!我再也沉默不下去了,良心驱使我要想办法制止这种劣行。
新的医疗技术是为人类造福的,当它被用于存在明确适应症的病人时,可以解除病人的病痛。当它用于非适应症的病人时将给病人造成痛苦,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医生难道不理解么?给许多适合药物治疗的冠心病人安装支架,仅仅是为了导管材料的回扣,这当的是什么医生,这简直是畜牲,畜牲也不像这种医生如此无耻。
气愤之余,我突然想起,儿子陪床期间曾经说过:“正是由于超高额的导管回扣在我国能装入医生的腰包,导致医生们给我安装了两个本来不应该安装的支架,像我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很常见,高额回扣是心内科主任们正想购置心脏病介入设备,昂贵的介入设备在全国大小医院比比皆是,单位国土面积内这种仪器的密度比发达国家要多出几倍,这些设备常常因为没有那么多适应症而闲置,主任们给非适应症病人装支架的原因不仅为了回扣,也为了开拓一起闲置的责任。医生们用自己用不完的回扣打点他的各层上级,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心科主任当院长、副院长的人数最多,人大政协任职的也不在少数。而这一切,我们的政府却全然不知或少数政府官员知而不言,不言的原因是为了得到主任们孝敬的这源源不断的间接收入能够仍然源源不断……。”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国内导管回扣的来源。
在国外,心脏病介入手术很规范,所有的医生都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审视每一个病人的病情,应该药物治疗的绝对不会给你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绝对不会给你安装两个,而且一个医院内不同的专家,不同医院的专家的认识基本相同。
介入手术后,导管厂家支付给介入手术专家(老板)导管耗材总费用15%~18%的随访观察费,这笔费用将记入医院为老板设的专用帐户上,用于病人随后几年病情的随访观察。随访观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发生再狭窄。随访观察费的计算依据,是医生给安装支架后的病人打电话、记录病情的费用、随访期间一次冠状动脉造影费用的总和,即导管耗材总费用的15%~18%。国外的人都很守法,尤其是医生,视名誉为生命,没有任何一个老板把这笔钱装在自己腰包里。随访观察后一般都有剩余,剩余的部分,老板将用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在我国,介入导管耗材进口时厂商已经将15%~18%的随访观察费计算在内,由于政府不知情,医院的管理者也不知情或知情而从中分红,介入术后导管耗材总费用15%~18%的随访观察费变成了心内科主任可以装入自己腰包的回扣。2002年以前,政府制止红包回扣的力度还不大,心脏病介入手术后,导管厂家付给心内科主任导管耗材总费用15%~18%的回扣。这是国内所有导管代理商的“行规”,国内所有的代理商无一例外,暗中按照“行规执行”。国内所有的心内科主任也无一例外的将此回扣装入自己腰包,这也是“行规”。2002年以后,政府制止红包回扣的力度加大,各地有一些介入手术者的回扣事件曝光,虽然曝光,由于心血管病界的“职业道德”(不暴露国内的回扣是国外15%~18%的随访观察费这一事实,是全国心血管病学界的“职业道德”或“行规”,医生们都知道,也相互讨论此事,但不告诉外人。近年来虽有曝光,但并无冲破其“行规”,调查结果并不真实)的保护,不知内情,回扣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但招标压价使导管材料的价格有所下降,为此,国内的导管回扣也有所下降,现在少数压价较大的是10%,多数仍然是15%~18%。
我们再看一看导管回扣的惊人数量。
目前,一千张病床左右的三级甲等医院,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大约各有十家,每家医院的心内科每年大约开展心血管病介入手术3000例左右,其中安装支架约1000余例,起搏器250余例,电生理250余例,其余为冠状动脉造影。每一省级城市三甲等医院大约有三至五家,每家医院心内科每年大约开展心血管病介入手术1500例左右,其中安装支架约250余例,起搏器130余例,电生理130余例,其余为冠状动脉造影。每一地市级城市约有三级甲等医院两家,每家开展心血管病介入手术数量大约与省级相等。为此,心脏病介入耗材回扣多少视介入手术量大小而定,国内各医院心内科每年大约在200万,少数可高达700万元。这些钱全部按照“行规”装进了心内科主任腰包。此数量之大欲药物回扣相比,真是骇人听闻!!!
国内形成的医患关系如何?您亲身所历,于是拿老祖出来,文词激荡。恕小辈直言:治疗上注意病人的个性特征、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患病的影响,您所言及的关系何尝不应如此?那么根源立现。其他的诸多诸多诸多您老没见过的场面,因素不一一而言。仅祝您身体健康,思维活跃一无既往的呐喊。
同你一样,我也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当然你是小弟),也是半道由外地“移植”到京城,但属于雌性。很早我就知道你的名字了,甚至可以说对你比较“熟悉”。老公是一位杂文写手(媒体上也称他为杂文家),偶尔他也写散文随笔之类。我家的书柜里就有你的两本书:《黑暗中的锐角》和《精神自治》。印象很深的是,老公读你的书时,一边击节称叹一边大喊“惭愧惭愧”。他说,自己虽已出版了10余本书,但大多发表出来后没有任何反响,空洞无物就如《人民日报》上的社论,过后自己都不想再看更何况读者。受老公的影响,我也抽空把你的两本书从头至尾全看了,不得不佩服你的才华。老公说,几十年后,他的文章可能连一篇都不会让后人记住,而你的绝大多数文章必定会流芳千古!对了他说他见过你不止一次,你虽然长得不高大也不威猛,但言谈举止透露出的“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温良与宽厚,又有当代知识分子的新锐与进取”(老公的原话,嘻嘻)。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美貌如花的本闺秀要是先认识王开岭的话,哈哈……。老公的表情恰似泡在醋缸里。
最近,我们打算买你的新书《精神明亮的人》,相信它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王老师,我和老公都是你的忠实“粉丝”,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你的菱(岭〉角!当然,你就当之无愧地是“中年妇女的偶像”啦!
最后,我觉得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赞一个!
“王先生:你不觉得自己是在助纣为虐吗?将医务人员妖魔化是否对医改有益?如果说将医改失败的责任强加到底层的医务人员头上是否太浅薄了?……如果将由于重大体制问题所导致的失误简单地归类为白衣人道德伦理上的缺失我想你是太不负责任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你是在这里哗众取宠!如果你真有能耐希望你能向有关部门提出你的一整套对医改有用的议案,包括对医学生的培养选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对整个社会有益,才能使医疗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论敌们也曾无数次这样气势汹汹地责问过他!
我也非常“遗憾”,您这样暴跳如雷地对王开岭先生“妖魔化”,丝毫动摇不了王先生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至于说提出“一整套对医改有用的议案”,那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医学专家们的职责。难道说如果提不出什么“议案”,就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看了您的留言,我非常悲哀,我觉得王开岭先生等作家们对您这样的读者进行最基本的思想启蒙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住院观察吗?”
“不是。”
那种表情好像对你的质疑表示强烈不满,又置人与千里之外,不容你多说。
想起今年的315晚会,那个因为提早注射疫苗而失聪的小女孩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医生,这个曾经神圣的职业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