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人间的味道有两种：一是草木味，一是荤腥味。

年代也分两款：乡村品格和城市品格。

乡村的年代，草木味浓郁；城市的年代，荤腥味呛鼻。

心灵也一样，乡村是素馅的，城市是肉馅的。

沈从文叹息：乡下人太少了。

是啊，他们哪儿去了呢？

何谓乡下人？

显然非地理之意。说说我儿时的乡下。

70年代，随父母住在沂蒙山区一个公社，逢开春，山谷间就荡起“赊小鸡哎赊小鸡”的吆喝声，悠荡，拖长，像歌。所谓赊小鸡，就是用先欠后还的方式买刚孵的鸡崽，卖家是游贩，挑着担子翻山越岭，你赊多少鸡崽，他记在小本子上，来年开春他再来时，你用鸡蛋顶账。当时，我小脑瓜还琢磨，你说，要是赊鸡的人搬家了或死了，或那小本子丢了，咋办？那岂不冤大头？

多年后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乡下人”。

来春见。来春见。

没有弯曲的逻辑，用最简单的约定，做最天真的生意。

他们把能省的心思全给省了。

如今，恐怕再没有赊小鸡了。

原本只有乡下人。

城市人——这个新品种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擅长算术、崇尚精明，每次打交道，乡下人总吃亏。于是，羡慕和投奔城市的人越来越多。

山烧成了水泥、劈成了石材，树削成了板块、熬成了纸浆……田野的膘，源源往城里走。

城市一天天肥起来，乡村一天天瘪下去，瘦瘦的，像芝麻粒。

城门内的，未必是城市人。

城市人，即高度“市”化、以复杂和谋略为能、以搏弈和争夺见长的人。

20世纪前，虽早早有了城墙，有了集市，但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骨子里仍住着草木味儿。

古代商铺，大清早就挂出两面幌子，一书“童叟无欺”，一撰“言不二价”。

一热一冷。我尤喜第二幅的脾气，有点牛，但以货真价实自居。它严厉得让人信任，傲慢得给人以安全感。

如今，大街上到处跌水促销、跳楼甩卖，到处喜笑颜开的优惠卡、打折券，反让人觉得笑里藏刀、不怀好意。

前者是草木味，后者是荤腥味。

老北京一酱肉铺子，名“月盛斋”，尤其“五香酱羊肉”，火了近两百年。它有俩规矩：羊须是内蒙草原的上等羊，为保质量，每天仅炖两锅。

有一年，张中行去天津，路过杨村，闻一家糕点有名，兴冲冲赶去，答无卖，为什么？没收上来好大米。张先生纳闷，普通米不也成吗，总比歇业强啊？伙计很干脆，不成，祖上有规矩。

我想，这祖上规矩，这死心眼的犟，就是“乡下人”的涵义。

重温以上旧事，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草木味。

想想乡下人的绝迹，大概就这几十年间的事罢。

盛夏之夜，我再也没遇见过萤火虫，也是近几十年的事。

它们都哪儿去了呢，露珠一样蒸发了？

北京国子监胡同，新开了一家怀旧物件店，叫“失物招领”，名起得真好。

我们远去的草木，失踪的夏夜和萤火，又到哪去招领呢？

谁捡到了？

我也幻想开个铺子，叫“寻人启示”。

或许有一天，我正坐在铺子里昏昏欲睡，门帘一挑——

一位乡下人挑着担子走进来。

满筐的嘤嘤鸡崽。

(本文为《现代人的江湖》选章之一，连同以下评论刊载于《都市美文》2009·9期“王开岭专辑”)

王开岭印象：明亮的业余精神

 张杰 

知道王开岭是上世纪90年代，山东某期刊忽然连续刊登了他一连串“火力猛烈”的篇章——《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向“现场直播”致敬》《“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等。上世纪末一个夏天，在古运河畔王开岭的住所，当我把自己的思想苦恼一股脑倾给他之后，天已微亮了。那年冬，《激动的舌头》出版了，和它所属的“新青年丛书”一道在京举行了首发式，也因这本书，王开岭被称为中国青年思想家三架马车之一。接下来，《黑暗中的锐角》《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等几本书我都认真读过，加之后来的来往和交流，我觉得自己渐渐算得上了解这个用心灵说话的人了，也终于为他那些思想与唯美的文字找到了一种我认为的背后逻辑——作为一个读者，再没有比经过长期揣摩而读懂另一灵魂更愉悦的事了。

有人批评说，中国很多作家似乎特别喜欢把文学和文学身份神圣化、使命化、专业化、朝堂化，同时又解决不了视野封闭、命题陈旧、自我和本土精神资源透支、创造力亏空等问题，乃至使自己和文学双双陷于尴尬。这确乎是事实，至少是某些作家的事实。其实，和时代的其它领域相比，中国文学对时代的追击速度显然太慢了，它甚至把目标给丢了，只好在自己的圈子里繁殖目标，在自己的历史中搞循环，文学似乎已不打算向时代捐献任何有价值的命题了。究其因，我以为，是意识形态话语习惯、文学的传统任务和逻辑、小农思维方式在作祟。一个显著特点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落后的思维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笔下，他往往会以最极端的方式谈宽容、以最感性的方式谈理性、以最土著的方式谈国际，以最乡下的方式谈时尚……做散文，和民间博客的创造力没法比，但还是固执地捏散文；做小说，网页上的新闻个案鲜活得让其惭愧，但还是埋头编小说……文学，文坛，似乎就是一帮人干着纯属这帮人的事。

记得有人诧异过：王开岭身上怎么似乎找不到文坛和专业的痕迹？他的选题、他的笔法、他的动态，你好象都没法归类，没法预测，也没法把他和别人轻易地“合并同类项”，他自由得好象从未进入过文坛一般。

在文学刊物上发东西却不被文学规定、身处一地域却几乎不受地域影响，他是怎么独立生长的呢？在王开岭的语汇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减法”，一个叫“越过”。在地域生存系统中他使用“减法”，在文学生存法则中他使用“越过”，他绕过既定的文学和拥挤的文坛，和最远的诗意乌托邦、和最紧迫的时代情势与矛盾直接对话——从而一下子把复杂给简单化了，把深邃给纯真化了。

王开岭在获得了这种纯真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任何事物打交道，可直面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群星璀璨、法兰西的狂热与理性、美利坚的精神纪念碑，也可突然扭头拜访孔子老聃及他们的春秋战国；可务虚于最缥缈的星空、形而上的哲思，也可突然凝视起最现实的环保、医患、慈善、住房……就像一个孩子，凭愿望突然指认感兴趣的东西，且懒得滞留，懒得炫耀，抛出最重要的发现后就迅速跑向下一站，不贪功，不居奇……

恢复文学的“业余”和表达的本能，跳出“专业”游戏的缠绕和常规命题的窠臼，我觉得这是王开岭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的主因。事实也如此，在山东，王开岭除了极少个思想朋友外，几乎与文界无甚瓜葛，到北京后，他延续了这一习惯，几乎和整个文坛不打交道。不张望，不纠缠，不入圈，不联盟，他独立得干干净净，彻底的“业余”，我不知道这种生存风格是否奠定了一个独立思考者的底色，至少有关系吧。他来北京是应邀到央视新闻频道做栏目指导（从最早的《社会记录》到后来的《新闻会客厅》《24小时》），负责对每天即时的新闻事件做出精准的价值判断和“力所能及”的评论，这种转型也是让习惯书斋练功的人感到吃惊的。为了方便介绍，在很多场合，他干脆直称自己为一个电视新闻人，仿佛文学、艺术真的与他无关一样。把写作当作爱好和消遣，把思想视为正常的呼吸，他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学局外人”的清醒和从容——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反而离真正的文学精神更近，离文坛生活更远。把自己送回去——回到一个人正常的生活位置，把文学送回去——回到文学最早出发的地方，他说文学不是生活的中央、而只是你头顶上的一颗星……他说一个人要努力还原真实，还原自我和世界的真实，要做一个精神正常和精神明亮的人，而不要追求非常态、非本能的唯美与深刻……他还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文学和思想太当回事，为什么有些老作家越往后写得越好，就是把那些曾高高举起的东西放了下来……应该说，正是这些心得，确立了王开岭一个谦卑而诚实的思想写作者角色，与当下那些比嗓子和奖杯的明星写作者相比，他绕开了很多游戏和场合，显得寂静而隐蔽。

从山东到北京、从讲台到媒体，地点和职业的变化，对他写作的影响是显然的。用一个比喻，如果其视角在过去是使用了长焦镜头的话——比如《俄罗斯课本》《请想一想华盛顿》《战俘的荣誉》《是国家错了》《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等篇什，那么他现在的选题和表述则更像使用了广角镜头，更淋漓地描画民生现场感和人类整体性。像《大地伦理》《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人类如何消费星空》《现代人的江湖》《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等，都可明显觉出他强烈的民生视角和当代现场感。电视和新闻，无疑都鼓励他追求现场。

和很多读者一样，最初之时，我把王开岭仅仅视为了一个思想的力量型选手。记得上世纪末在济南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另外一同事在闷潮的办公室里热烈谈论《激动的舌头》，多年未有的阅读快感，让我们热血沸腾，正如朋友所说：在一个多年未打扫的猪圈里，猛然吸到了生猛新鲜的空气。那时，我们把王开岭视为思想狙击手和精神战士的角色，其实现在看来，这不免有些短见，因为我们忽视了《蓝湖》《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看你》《有毒的情人》《当你老了，头白了》《谈谈墓地，谈谈生命》《爬满心墙的蔷薇》《精神明亮的人》《向儿童学习》等侧重于生命美学和心灵保洁意义上的东西。除了忧郁，他还明亮；除了锋利，他还温润；除了理性，他还唯美。

现在想来，从很早开始，王开岭文字中即有两组对等且同构的成分：唯美和思想，历史与当下，心灵与民生，批判与建构。单从某一时期的作品看，可能会有此消彼长的侧重，但拉长了看，整体上看，两种成分基本均衡且状态稳定。而且近些年，他的作品还呈现一个走势：即把以上所说的“思想和唯美”等两组元素合为一体，溶入每一文本、每一段落，而非像从前那样分属不同题材和篇目、气质泾渭分明。

这些年，开岭的表达明显变得从容甚至优裕，他自己也说，现在写得很少。一方面，这和他的另种表达——电视新闻操作有关，用他的话说，他每天都在职业领域大量释放能量，有了这个出口，流经文字闸门的就少了。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地追求“有限的表达”和“节制的表达”，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表达泛滥、耗纸成灾的时代，写得短、写得简，甚至写得少，对自己、对读者，都算一种美德。

在新版的自选集《精神明亮的人》后记中，王开岭说，“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成职业来做，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王开岭用他所谓的一个人的散漫思想和业余生活，为我们贡献了“有限”却珍贵的精神命题和时代现场，他用他的“非文学”气质帮助了我们公认和既定的文学——尤其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