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梅止渴，游新版厂甸庙会

肩摩毂击众争趋，锣鼓喧天达回衢。
最是儿童喜欢物，空竹喇叭大葫芦。
                       ——《厂甸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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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老北京人：农历新正的头等事是啥？

恐怕异口同声：过大年，逛庙会！正如《厂甸竹枝词》中所唱：“一元复始报春晓，厂甸游人迤逦来。但见街头陈百货，准知吕祖庙门来”。

庙会初叫“社祭”，辽代称“上已春游”，它源于庙前定期的宗教活动，渐渐人气兴旺，由庙扩市，成为兼祭祀、商贸、欢娱于一体的大型民间集会。

北京寺多，庙会亦多，史有“八大庙会”之说。张中行先生忆道：“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庙，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护国寺，几乎天天有；加上正月初一的东岳庙，初二的财神庙，十七八的白云观，三月初三的蟠桃宫……你会说北平真是庙会的天下。”（《北平的庙会》）

而作为春节盛市的厂甸庙会，更与金陵夫子庙、上海城隍庙、成都青羊宫并称中国四大庙会。

厂甸，本是城南一条小胡同（现宣武区南新华街路东），辽时叫“海王村”，元明曾在此设官窑烧琉璃瓦，“琉璃厂”始有名，窑前散地即被称作“厂甸”。附近有3栋庙——火神庙、吕祖庙和土地祠，因香火兴旺，且都在正月开庙办市，百姓烧香求签的当儿也顺便赶集购货，久之，这一带的摊点便连成了片，且有了个更大的名号：厂甸庙会。

清光绪年间的《厂甸记》中道：“平时空旷，至正月则倾城士女，如荼如云，车载手挽，络绎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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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甸庙会始于明嘉靖，兴于清康熙，盛于乾隆。对其盛况，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描述道：“每于正月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编笙歌，宝马香车游仕女。”

吾生亦晚，追不上老辈的厂甸庙会，但30年前齐鲁乡下的春节大集（当地叫“赶春会”），我记忆犹新，作为一年生活的最高潮，其热闹和缤纷，其赐予一个小儿的欢腾，堪用“梦牵魂绕”形容，加上逛过新版厂甸，揣摩起它的昔日风光来也算有谱。

据我的经验，庙会最诱惑孩子的，是“耍货”，即玩具。清人孔尚任在《早春过琉璃厂》中说：“其余吹器多，葫芦声鼓荡，画角仰天鸣，冰柱抽一丈”。招摇过市的冰糖葫芦，猎猎作响的大风车，嗡嗡嘤嘤的的抖空竹，乃著名“老三样”。其余更是琳琅：琉璃喇叭、扑扑登儿、风葫芦、江米人、吹糖人、小鬃人、彩面塑、花脸、胡子、泥鸟登枝、鸡啄米、转花筒、竹节蛇、纸蝴蝶、布老虎、玻璃瓜果、彩绘蛋壳、蜡鸭子、袖箭、弹弓、竹木刀枪、手推蝴蝶车、秸杆或砖料做的楼台殿阁、各式花炮、灯笼、风筝……

齐鲁距京不远，民间手艺相近，故上述玩意儿我大多都熟，也在“春会”上买过，一玩即大半年。遗憾的是，伴我童年结束，在老家，这些玩意儿便和“春会”一起蒸发了。所以，当它们魔术般从北京的新版庙会上变出来时，我激动不已，若故人相见，若大街上忽遇发小。当然，它们今非昔比，少了点土气和野性，多了股洋味和时尚，且有了个新名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来展演的，作为“纪念物”供人怀旧的。即便如此，我亦满足。

望梅止渴的满足。

和由模具锻压出来的化学玩具不同，这些耍货——草编、纸扎、木凿、泥塑、布艺，都彰现了农业时代的品格：植物性、乡土性、手工性、个异性。耍货的快乐，是农桑技艺揉捏出来的，是心灵手巧剪裁出来的，是和花果蔬菜一样——由大自然和农家院土生土长的。无论材料、属性、机趣，还是生产和买卖方式，和现代玩具都迥异。

其实，“年”本身即农历，即洋溢着草木和莽野气息。细品你会发现，农业出身的耍货，和“年”竟那般神形匹配、气味相投，有一种深沉的默契。

    耍货令小儿痴迷，也让成人沉醉。正月的厂甸，是老北京的童话。在这儿，每个人都成了孩子，每个孩子都领到了朝思暮想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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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小吃更是繁多，甜咸荤素麻，烙烤蒸炒煮：艾窝窝、炸三角、豌豆黄、煎灌肠、炸酱面、羊霜霜、焦圈、薄脆、凉糕、扒糕、年糕、枣糕、八宝茶、杏仁茶、老豆汁、炒肝、爆肚……连这条街上的空气，都成了免费大餐，让人徘徊连连、颊齿流香。

和现代人逛商场、泡酒吧、进游乐园不同，庙会的吃喝玩乐，堪称大街上的“嘉年华”，是露天的快乐，是摩肩擦背、拥搡挤推的快乐，是无须门票、任意领取的快乐。

旧厂甸最有名的，还数东西琉璃厂街的书肆，荣宝斋、一得阁、戴月轩、博古斋、宏宝堂……使得它在京城八大庙会中有“文市”之誉。

明清两朝，厂甸附近会馆云集，赶考的文人扎堆于此，至乾隆38年，《四库全书》编撰开馆，召2000多士子参修翰林院，更使得这儿书肆林立，多时近200家，经营经史子集、旧书善本、金石玉瓷、碑帖字画、纸墨笔砚、篆刻章料……《北京风俗杂咏续编》语：“新开厂甸值新春，悦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多是读书人”。在厂甸庙会的热闹中，书摊的份量尤重，既有琉璃厂店铺的，也有外来练场子的，包括著名的三槐堂、宝书堂等。

因了这份文气和雅性，历代名士与厂甸缘份颇深。史家孙承泽住附近的后孙公园胡同；诗人王士桢住火神庙西夹道；“布衣御史”朱彝尊住海柏胡同；梁梦龙的梁家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孔尚任的岸堂、李渔的芥子园，及钱大昕、罗聘、李文藻等故居，皆环左右；梨园的程长庚、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裘盛戎等，也衔此为邻。

鲁迅寓京13年，有日记可查的逛厂甸即40余回，每年庙会更不曾拉下。徐悲鸿、老舍、齐白石、张大千、胡适、郑振铎、张伯驹、朱自清……都在琉璃厂的书阁瓦肆间，留下了身影。

遗憾的是，如今的琉璃厂经一番豪华修葺和招标，小的书铺已飘凌至潘家园了。新版的厂甸庙会，已显得文气大伤，倒是吃喝占了上风。加上“耍货”数量有限，“展”“演”目的远大于“销”，往往几日内便货尽摊散，所以我建议您趁早去，晚了只能喝豆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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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有谚：大年三十熬一宿，正月初一扭一扭。

这“扭”，说的便是赴庙会看耍戏。由于北倚前门大栅栏、南衔天桥场子（皆为老北京最闹处），厂甸便引了大批江湖把式和艺人来凑趣。《都门竹枝词》中说，“琉璃厂上好风光，旱地行船小作坊。”描述的即庙会一景“跑旱船”。其它的撂地和曲艺更不胜枚举：中幡、摔跤、秧歌、高跷、跑驴、太平鼓、舞狮、京戏、皮影、木偶、西洋镜、拉洋片……可谓观者如潮、人气冲霄。

古玩字画，吃喝玩乐。400年了，厂甸庙会以雅俗共济、商娱相融之特色，充当了京城百姓的狂欢节。这条地图上不起眼的街道，平日寂静，一俟正月，即幻化出神奇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盛大缤纷的万花筒：孩子的玩具，百姓的口福，文人的雅兴……都在里面。

它是老北京人对自己一年劳碌的最大犒赏，它把攒了一年的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把憋了一年的乐子和欢劲——全撒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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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祭而生、傍庙而兴的民俗，现代史上，厂甸庙会与其它传统事项一样，几经沉浮——

民国7年（1918年），市政当局正式批告：以厂甸和海王村公园为中心，正月初一开市，十五结市。由此，它成了京城唯一的官设春节庙会，步入全盛期。即便最萧条的1945年，客流量仍达20万人，站驻京人口五分之一。1949年后，虽经济转为官控模式，但自发的厂甸庙会依旧红火。从1960年始，生活物资匮乏，加上修路，它曾歇息3年，待1963年重启时再次火爆京城，客流逾400万人次。“文革”后，随着对佛事和民俗的封杀，所有的庙会都消失了……

它的再次回归，是2001年。

30年，足以作古多少人和事？足以流逝多少地点和记忆，足以让多少东西面目全非？

在高厦林立、庙影消殒的今天，庙会——更多变作了一场摹旧仿古的演出。从气象到构造，它都不再是真实的生活现场，而是以展览和怀旧的姿态进入视野，进入了时尚序列。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心态都不同于旧时，“过大年，逛庙会”这一古谚，在今日语境中，多少有股祭典的意味了。

即便如此，只要在京，逢正月我还是要去的，去赴这场约会。毕竟，透过这条复制的大街——犹如时空隧道，让我重温了一个古老童话，让我与祖辈们的快乐不期而遇。

6

变和巨变是一种意义，不变和少变也是一种意义，甚至是更大的意义，蕴含珍贵的未来价值。

何为“文化”？说到底，即拖时代后腿的东西，即“落后”的力量和“向后”的价值，即一辆车的后视镜、刹车系统和减速装置。当你奔驰太快或拐弯时，它提醒你慢下来，看看来路，看看沿途，想想身世和为什么出发，接下来如何更稳健、更安全、更均衡……

所谓的“经典”“传统”“习俗”，也是这道含义。皆意味着一份古老的生活契约和家史，一种光阴深处的沉静和定力，一套与“现代”“时尚”反向的价值和逻辑。它们承载着风物、日历、基因、记忆、祖祖辈辈的生存故事，它们告诉你“你是谁”，提醒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某种意义上，只有“文化”，才永远时尚；只有“古老”，才永远年轻；只有“陈腐”，才永远神采奕奕。

而真正的文化，并非陈列在纪念馆里，也不在博古架和展览会上，那不过是亡者之骸，它应该是活的，活在原来的地点，活在人的日常习惯中。它的载体不是档案和文献，而是人的呼吸、体温、脑海和举止。一座有文化的城市，应像晨钟暮鼓一样，时常响起历史老人的咳嗽声；应有能力收留、维系和传递一种“不变”，其真正考验的，并非政府的投入和保护（那只对遗址有用），而是来自民间的热爱、秉持和消费，及民间精神的自信与定力。

张中行说：“我总以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东交民巷、东安市场、大学、电影院，这些在北平精神上讲起来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北平的庙会》）

先生又说，“庙会使人们亲密，结合，系住每一个人的心。”

是啊，无庙会的春节，即像漏了馅的饺子，寡淡乏味。

有了这红红火火、大俗大雅的闹腾——农历大年才有了活性，才有了喜庆劲。有了满眼的冰糖葫芦和风车，有了冲霄的锣鼓与吆喝，这正月的京城，才有了容光，有了精气神。

写于2007年

十年前购自山东老家的泥巴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