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王际真写信有感

1931年1月2日。清华同学会馆。破庙般的房子，空洞发霉，一走动地板就铮铮响，如同有人呻吟。大雾。上海沉浸在锯齿一样的寒流和黑幕一样的雾霭里。沈从文坐在床头，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写信。打开压抑的内心，才感觉到孤独、艰辛和些须的迷茫。昨天一号，得到两种消息：父亲的死，张采真（他最好的朋友）的被杀（在武汉码头）。而此时此刻，九妹还病倒在医院。也是昨天，书商用两块钱一千字买断了他的小说版权——钱已经用了，只有听别人的处置。想到做了这么多年的文章，沈从文感到再也做不下去了。然而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怄过气，还得找人卖稿子。想到隔壁老人通宵的咳嗽，早上刚刚透出的天光突然又变得暗淡起来。

没有什么心情，沈从文草草写完信，呆呆地站在窗前，回想起自己在北平的那些年，在上海的这些年，其间还去过武昌，他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而这梦这幻又大都是噩梦。当初从湘西出走，不就是为了“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为了走进一个生疏的世界，赌一注看看，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咽下最后一口气？现在虽是痛苦不堪，但还远不至吐最后一口气。

想起过去的一年，也是元月，一号就流鼻血，血流不止。公学学堂又不开饭，不生火，只好每天用铺盖包脚坐在桌边教九妹念书。学生4次借给他们木炭。那些日子天气也极为讨厌，落雨不落雪，阴郁。大风吹来吹去，也全是徒劳，只能成天拿铺盖包了脚坐在桌边发呆。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天气好、身体好，做点想了好久的文章。

差一岁就30了，在北平也混了好些年，写了一些文章，交了一些朋友，挨了一些饿受了一些冻，怎么也有了一点沧桑。记得1929年12月28日，走到黄浦江边，突然生出一个危险的念头：“跳下去，跳下去也好。”同样是寒流，同样是雾霭，还下着冻雨。雨点打在灰暗的江面，沈从文的眼睛有了湿润。他抓住石栏杆的手在颤抖，有一瞬间，他几乎悬空了双脚。他想起了1925年鲁迅对他的责难，本是一场误会，真相也大白了，鲁迅却没有道歉或做一个解释。灰色的黄浦江唤起了他对湘西的记忆，对沅水的记忆。“跳下去也好！”为什么？他发现很有踌躇的必要，他想至少要为女人这样的事投江才有意思。现在，他再不想去死了。他已经在上海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黑布衣、黑脸的女人。但这爱，几乎还停留在暗恋阶段。偷偷地，时而在孤独中想起，滋生一些妄念，或者偶尔面见，心脏猛烈地鼓荡，弄出一阵眩晕。但这眩晕又只是自己血液的事，别人是万难察觉的，包括那个黑脸、穿黑布衣的女人。

1月17日发生的事

上午10点半。沈从文收拾出门，打算先过法租界看好朋友胡也频（他叫他海军学生），回来再去四马路（12点，中国公学的同事储先生请他吃饭）。没有雾，也没有太阳。空气里少了往日的潮湿。干冷。

跑下楼，听得公役锁门的声音。邮差迎面过来，提着大包邮件。算定里头有自己的，便又转身爬上四楼。沈从文的信件果然不少，其中有胡也频从法租界寄来的，说自己急需搬家，再不能在那个地方住了，还要沈不必去看他，因为他的住处现在似乎不适宜他常去。后一句话令沈从文疑惑，却也让他想起了一些事。

翻书报的时候，沈从文老是搁不下胡也频的那句话。在沈看来，“现在似乎不适宜他常去”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那地方危险，不能去，一层是那地方有了秘密，不适宜去。凭直觉，沈从文认定是后一种。认定是后一种，沈从文的疑惑似乎在干冽的空气里融化了一角。他想起了胡也频这两年的变化，越来越瘦，越来越忙，总像是背着他做起了大买卖，还有说出的话，总是带有所谓革命的浪漫，充满了某种理想主义的激情，还有他的妻子丁玲，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时间倒转7年。1924年初春。北平。西城庆华公寓。一间窄而霉的房子。海军学生和另外两个“天涯沦落人”与沈从文说着空话，吃着开水，让沈从文感觉到了一绺日照。第二天海军学生再来，仍然是“窄而霉的斋”，仍然是说空话、吃开水。春天，却没有春天的暖意，可以给两个20出头的青年提供暖意的惟有窗外萌芽的草芽。

11点，沈从文心不在焉地翻着书报。四楼楼道上响起咚嚓咚嚓地皮鞋声，急促还带点拖沓。沈从文晓得是胡也频来了。在侧门看见胡也频，他说：“我正想过法租界去，问你们决定了一种啥子计划，下楼看见这么多的信，就耽搁了。”胡也频说：“我还以为你出去了！”“你什么时候动身？”沈从文把胡也频引到了客厅。“我自己也不知道，动身之前我得搬个家，那边实在不能再住了，第三街昨天又捉了一个……”胡也频诉了一大堆的苦：没钱，房东的儿子死了，明天就得滕出房子吊念，还得花钱送幅挽联。

为了节省钱，胡也频要沈从文帮他写幅挽联，沈推辞说不在行，要他找李达。胡也频不让步，赖着沈从文，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挽联说妥，他们又谈到上海文学界的烂事。沈从文是迷惘的，迷惘中却又清晰。为了说服沈从文，胡也频像是隐约透出一点组织，一点计划，一点希望，但沈从文总觉得那个协会能做到的，同理想相去太远。

分手的时候，沈从文的目光在胡也频的脸上停留着。7年了，眼前的这个人，在成熟的同时也在发生着畸变。他显得更为消瘦，更为憔悴，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坚毅。然而在沈从文看来，正是这坚毅在吞噬他的才华、他的健康。

晚上7点左右，沈从文从万宜坊回转北京路宿舍，见到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瑟缩在楼角的阴影里。“沈先生，有人找你，等了两点钟了。”伺役开了门，对沈从文说。于是，沈从文得到了胡也频的便条：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被捕了……崇轩

便条揉皱了的角边上，还写着一行很小的字：

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后，给来人5块钱。

最后一面

说是初春，实际还是严冬。打听到胡也频随同被捕的25个人一同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沈从文便带了丁玲去探监。

不到7点就到了龙华，天刚下过小雪，又在酝酿大雪，灰色的铅云堆满天空，风也刮得猛。阳光是连想象都不能提供的了。这样的初春，早上便如同傍晚。沈从文和丁玲站在司令部大门前的风口上，等着挂号。

漫长的等待中，人们都不敢互相招呼，沉默着，最多走到熟人面前交换一个仿佛无意挂在嘴角的微笑，像是替代了一种语言。

11点挂完号。直到下午1点半，才见一小军官把字条送出来。两个多小时里，都在那里等，身体都早被冻僵了，肚子也闹过了革命。沈从文和丁玲好不容易领到字条，上面却是两个字：“不准”。在人群里站着挤着，他们并不甘心，尽管都感觉到自己在被风干，在被割裂，但同样也感觉到心头微弱的火苗的闪烁。一个是纯洁的友谊，一个是信仰和爱情。

经守门班长的默许，沈从文和丁玲趁混乱挤进了一道门，见有人被打得吐血，又敏捷地混入了很多的探监人中间。到了里面，他们走过正拥挤着无数人头的铁窗，寻觅着那张瘦削的有些苍白的面孔。除了看见人头在窗里窗外窜动，嘴里大声地嚷着吼着，便一无所获。但他们还没绝望，他们晓得虽然没见到那熟悉的面孔，但已经接近了关押他的监狱。

在昏暗的光线里，沈从文始终跟丁玲在一起。他们呼吸着恶浊的空气，血液检测到了死亡的恐惧。磨蹭中，沈从文的目光越过丁玲的头巅，飘到了钢筋水泥的堡垒外面，飘到了1924年北平的春天。

那一年，沈从文21岁，海军学生20岁，丁玲19岁。礼拜天的早上，沈从文坐在窗前看天井里没有融化的雪，海军学生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轻女人。海军学生已经进屋了，女人站在房门边不动。女人穿一身灰布衣，系一条青色绸裙，什么话也不说，只望着沈从文笑。“你姓啥？”“我姓丁。”女人进了屋，坐下来还是笑。沈从文心里想：你一个胖女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话匣子打开，沈从文与圆脸女子谈了很多，都从湘西来，曾经喝着同一条河的水，颇有几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意趣，要不是海军学生已经爱上她，要不是“朋友妻不可妻”的道德在，很难说他们不会一见钟情。

那一次，以后的很多次，沈从文与丁玲谈话时，海军学生便坐在窗户的桌边，带着稍稍显得痴呆的微笑，望着那个圆脸长眉的女孩。那样的望，简直就是一种迷恋和意想。

一个厨子模样的大胖子走过来，用油腻的手擦着眼睛。丁玲见缝插针地挤上去，递过手里的字条。胖子接过手，看了一下，又抬眼看了看丁玲，摇摇头，一句话没说，还了字条，走了。

过了一阵，人更少了，这一次挤上去的是沈从文。他递过字条，那胖子又看看他，明白了他们的意思。胖子没有高抬贵手，反倒问：“既然明明白白写了‘不准’，还来这里做什么？”沈从文说不能见面总可以送点东西。这时来了个军官模样的人，看了那字条，同胖子说了几句话，便过来很和气地告诉他们，这个人上面有命令不能见，也不能送东西，但身上要是带了钱，可以送一点，有5块就够了，钱多了没用。

当军官把钱拿进另一铁门，沈从文和丁玲站在指派的窗口等着收发票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金属脚镣的声响。他们慌忙跑进第二道小门，一眼看过去，正是胡也频的身影。沈从文把胡也频刚刚出现的地方指给丁玲，那个戴脚镣的影子正走了回来。

“频！频！”丁玲叫起来。

戴脚镣的影子听见了丁玲的叫喊，停顿了下来，把戴着铁手铐的双手举起，很快乐地扬了一下，随即就消失在了门背后。

夜幕降临，落起了大雪。铁手铐放出的光亮是沈从文在1931年春天看见的唯一的光亮。

绝望的南京

2月8日，一位朋友专程从南京赶来，同丁玲商量营救胡也频。谈话时沈从文在坐。9日，沈从文携丁玲搭了早车过南京。天气没有多大变化，只是更冷，更阴郁。快过年了，车厢里特别拥挤，特别的脏、乱。

上车前，看见街上全是兵，扁头扁脸，见了人就遭凶，脏得怕人，蠢得怕人。这些天，他们看了很多，杀人，杀青年，19岁，17岁，都牵出去杀，还有女学生。记得一年前的这时节，世道还不都是这样。沈从文还时常到街上去，停留在那些肮脏的小铜匠铺前面，看黑脸的铜匠打水壶，麦秸杆一样的细脖子，鸡蛋大小的脑壳，圆溜溜的眼睛。看着那些人，他总是忧愁。还有天天目睹的小剃头匠，挑了担子满街走，敲着铜锣，或者在街的角落，按住一个又大又圆的脑壳，用刀刷刷地刮。太阳照在他们的背上，感觉特别温暖。而今，太阳到哪里去了？

火车开了，江南的田野在雾气里也藏不住她的美丽。

车过苏州，沈从文想起了她的黑脸女子，但因为铺天盖地的阴郁，这想念并没有勾起他曾经有过的美好冲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坏情绪，就是走近她，又能有什么感觉？火车在苏州停靠的片刻，沈从文的眼睛一直望着虎丘斜塔的方向，琢磨着它真的倒下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在心头默念过黑脸女子的名字，沈从文的眼角有了些许的碎泪。

一到南京，沈从文便去找胡适。在胡适家中，丁玲见到了从前在北平补习学校同宿舍的曹佩声和一位姓钱的女士。曹是主妇，钱是寄居。三人多年不曾见面，见了，也不再有先前的亲密，各人的生活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想起海军学生如何将丁玲从她们中间抢走，又望着她成为当红女作家，曹、钱自然感慨万千。

丁玲与老朋友叙旧，沈从文跟胡适出门找人，半夜才回。

就在下午，沈从文跟胡适为营救胡也频，在一个楼上的小房间里见到了一个“大人物”，谈了两个时辰，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谈“民族主义文学”，还谈到一些有关树种的知识。

胡适坐在一旁搓手，间或插两句闲话。

“大人物”说累了，沈从文这才老老实实说了自己的立场，以及这次为了胡也频过南京的意图：政府不该不分青红皂白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这样和过去用3块钱一千字的办法收容作家是一样的愚蠢；虽然政府杀个把人不算啥大事，但是政府里有见识的人应该明白，让一个知名作家永久蒸发是既不明智又不名誉的；这个人如果真犯了罪，就把他交给法院；另外，还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近况。

沈从文说了10分钟，得到了一个勉强算是预约的信息，胡适做了个手势，他们便告辞了。三个人都没有忘记古老的传统礼仪，拉拉手，点点头。

在胡适1931年2月24日的日记里，附有蔡元培1931年2月20日给他的复信，内容便是关于沈从文奔波于京、沪之间，营救胡也频的事。蔡元培在信中说：“……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属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事实上，沈从文和丁玲在胡也频被捕后的第三天、即1月20已来过南京。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有：“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带着一身寒气和夜幕回到胡适家中，沈从文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放心，当他读过丁玲递给他的一封从上海寄来的快件，他一下子就瘫软了。信上只有两句话：

“7号共匪案内已有23人业已在此枪决，不知你们在宁所得消息如何？”

一阵枪响过后

回到上海，大风吹散了铅云，但阳光还是终不露面，阴郁薄了，却也更尖锐了。丁玲仿佛获得了自由，与婴孩照旧住在那幢三楼的房子里。婴孩哭哭啼啼，她每夜都要爬起来两三次，白天又得调奶粉搓尿布，文章自然是做得更少。沈从文时常过去，帮帮孤儿寡母。看见丁玲一幅沦落的模样，沈从文想起了当年北平那个圆脸长眉的女子。

事情一步步被证实。从别处也得知，警备司令部有23人被枪毙，说是6日午夜，每个人脑壳上都被套了麻袋，装上卡车运到了黄浦江边的小汽轮上，再把汽轮开出吴淞口，将麻袋投到江中。也有说是在12日的雨雪中，23个人被押过南京，再枪毙的。还有说是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外的荒地上就地收拾这帮年轻人的，时间是在7日与8日之间。

不久，沈从文从一位姓郭的女士嘴里得到真情：胡也频等25个青年被租界移交给公安局的当天，就有电文给上海市长，令择日全部枪毙。考虑到里面有几个知名作家，上海又不比内地，国际影响大，市政府方面自然有了思量与踌躇，犯人也都转到了龙华。其间，有两人被取保。2月7日是“左联”预定开会的日子，南京再次来电，令当日全部秘密处决。

据当事人讲述，事实是这样的：7日黄昏，23人从监狱被提出，说是要押过南京审判。结果却只改押狱旁的小兵营。晚上9点40分，被提去过堂，说过了堂就上火车。犯人被一一点名，接着宣读南京来电，接着诵读这群青年的政治企图如何反动、违法，最后是死刑宣判。

夜已深。光线暗淡。胡也频站在中间，衣裳还未见褴褛，胡子长出来了，面色出奇的白，眼睛里是不易察觉的悲戚。听说立即要枪毙，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左右两侧的柔石和殷夫凄惨地微笑，且转动着头，希望把微笑带给每一个同伴。他的目光在冯铿的身上停留了片刻，发现自己在微弱地颤抖。

军工厂堆积材料的旧房子。23双脚镣。23双手铐。23张被布片塞住的年轻的嘴。12个荷枪实弹的兵。一个排长。一个狱官。37个人的沉默。土墙。23个人排成的不甚标准的列子。12个兵退后十步走，举枪，瞄准。一声呼哨。响起87枪。23个青年倒下。慢镜头。没有口号。死一般的沉寂。完事。几个兵拿手电晃着，解了手铐，解了脚镣，一个个拖进事先挖好的土坑，再拿柔软的泥土盖上。落了雪的泥土，润滋滋的。

春天已经明显了，但依旧没有阳光。胡也频死了，孤儿寡母还得活下去。沈从文天天都要来看丁玲。丁玲在湖南的母亲对女婿的事似乎也依稀晓得一点，催着他们返乡。开始是沈从文为胡也频代笔。但很快，老母亲等不及了，说如果他们3月还不回去，4月她一定要来上海。无奈之余，沈从文只有硬着头皮装成胡也频，拿了徐志摩帮忙给中华书局卖稿的钱，携了丁玲和孩童，“夫妻”双双把家还。

3月中旬，沈从文和丁玲从湖南回到上海。丁玲接受了一位美国女记者的采访，并为日后与美国女记者的福建籍的翻译同居埋下了伏笔。5月16日，沈从文听徐志摩的话去了北京。丁玲开始筹划《北斗》，去信要沈从文组稿，沈从文在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

“……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倾，我只信仰‘真实’……争持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益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若否则文学受两者控制，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然则文学论者所持论，仍无助于好作品的产生。不问左右，解决这问题还是作品……”

[沈从文简历]

1902年12月28日生于湘西凤凰，苗族。1917年小学毕业，从军，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湘、川、黔及沅水流域。1923年独自去北京，开始写作。1925年结识胡也频、丁玲。因笔迹与丁玲相似，发生了“鲁迅误会事件”。得到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人的帮助。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1931年春营救胡也频失败。之前还辗转武汉教书。1931年5月回北京，转青岛。1933年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京派作家”之首。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课本。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教书，10月后进北京历史博物馆。1988年5月去逝，失去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大量作品描绘了不受“近代文明”玷污的原始古朴的人性，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了一系列没有阶级烙印的自然人。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最引人注目。中篇小说《边城》为其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