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恶之花

阿贝尔

看过《日瓦戈医生》（电影），便不想离开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了，就像到了一家富裕又有人情味的亲戚家不想回。记得小说《日瓦戈医生》读过两遍。刘硕良主编的“诺奖丛书”版本。90年代初一遍，几年前一遍。一个作家敢于立足母土母语、且在暴政尚未结束的时候反思历史，甚至推倒历史，已经是他所属的民族的价值了。也许作为文学的《日瓦戈医生》的品质，已经超出了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不是本人，是现实中的帕斯捷尔纳克。有材料显示，现实中的帕斯捷尔纳克稍显胆怯和犹豫。或许这样讲更为接近真实：《日瓦戈医生》是真实的帕斯捷尔纳克或者他的灵魂；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把它想象成一团深藏在作家肉体里的火焰。

为什么爱俄罗斯？如果光有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我不会爱。至少不会如此之爱。因为还有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布洛茨基、纳博科夫和索尔仁尼琴。他们都是恒星级别的文学家。恒星，意味着不依附和归同，意味着独立运行在人性的、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善与美的轨道上。
　　
像是冥冥之中有神助，几天前，我刚从书架上取下了布洛茨基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也是刘硕良主编的“诺奖丛书”版。从它的破旧，可以看出我如何地情有独钟。1996年布洛茨基在56岁去世，可谓是天杀英才。传言他1987年获诺奖PK的对手，正是我们的同胞、我近30年的偶像北岛。布洛茨基首先用俄语写作，我所读到的他的诗歌都是用汉语翻译过来的。不用怀疑，它们不是俄语的样子，自然丢失了不少“布洛茨基”，包括格律的布洛茨基、音韵的布洛茨基和思想的布洛茨基。一些思想的布洛茨基的丢失很可能是忍痛割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从汉语获得的布洛茨基虽不能说仅仅是冰山之一角，但绝不是诗人的全貌。我个人从汉语获得的布洛茨基主要是通过他的散文。语言自身的光芒和它们在时间之河的折射，把一个不朽诗人的形象投映在了空旷的俄罗斯和熙熙攘攘的世界。相对而言，散文在克服翻译的局限方面有它自身的优势，因为它描述的是一些连贯的相对整体的形象和思想，不像诗歌过于依赖音韵和留白。诗歌的场是天上的云彩所携带的雷电，而散文的场是刮过地面的风或者普照山川的暖暖冬阳。我向很多人推荐过布洛茨基的《小于一》。我不是第一眼看出它的不朽的，我是在不断地阅读中才发现它不朽的因子。它不朽的因子并非是什么华丽、高妙的辞章或者思想，仅仅是真诚。但不是一个奴隶的真诚，一个梦游者的真诚，而是一个清醒的、怀揣文明种子不放的人的真诚。它的语言不是从上而下的来自云彩的降水，而是种子或落叶植物从下而上的萌芽，抵消层层冰雪的覆盖，响应着春的召唤。也是生命力。但不是披了文明外衣的野蛮的生命力，而是宇宙孕育的顽强、柔美的生命力。
　　
是什么把一个孤儿引向语言的美学，且如此地杰出和从容?看上去他是一棵孤独的白桦树，但他的背后有一大片我们看不见的白桦林；至少在他扎根的黑土底下，有一大片我们看不见的错综复杂的白桦树的根。是白桦树的根，而非马桑和槐树。那些根一刻也不曾停止为诗人输送他所属的民族最本真的信息——那些信息到了诗人的血液，便展现出人性的善和美的神力。它让诗人的目光提速，不仅能轻易看穿变形时代狂热的伪文明，而且提前目睹到错位的时代的接合和历史伤口的抚平。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凭借常识战胜黑夜。

最终把一个孤儿引向语言之美学的是存在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自然是白桦林里生长的罕见的灵芝。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是从俄罗斯走过来的，他们身体里的灵芝的根是扎在俄罗斯的，也可以说是扎在十九世纪的。几个人，几个同母语且与自由难分难舍的人居然让从时间和历史概念上讲业已结束的十九世纪延续，这该是多么地了不得。我们可以想见，一条裹挟了黑土和砾石的粗壮的根，从十九世纪伸过来一刻不停地在为他们输送养分，并暗示给他们人生的途径。它甚至属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十九世纪仅仅是一座桥梁。曼德尔斯塔姆死于1938年的集中营，茨维塔耶娃死于1941的自杀，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死于1966年和1960年的病榻。他们没有布洛茨基和索尔仁尼琴幸运，能在有生之年回到俄罗斯——虽然他们都死在俄罗斯。然而，死只能针对他们的肉体，不能针对他们借助语言留存的灵魂。不是带有暴力倾向的黑夜与火焰，而是雪莲花一样代表了他们身体气质和美学趣味的精神造化。布洛茨基出生在俄罗斯不复存在的1940年，照理说他是没有吮吸俄罗斯之根的可能的，可事实上他吮吸到了，而且是非常纯正的。曼德尔斯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用他们的身体和比身体要宽阔、深远、真实的诗歌，为他传承了俄罗斯之根。

布洛茨基称曼德尔斯塔姆为“文明之子”，这是我迄今为止所看见的一位诗人给予另一位诗人的最高称谓——也是最高评价。但需要甄别的是，这个“文明”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文明。不是主流，以及主流呈现的局部（险滩、漩涡和浪花）。不是历史，也不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失落的纯正与朴拙。文明往往是被现实剔除的部分。它是一条看不见的暗河，保持着史前的水质和永恒不变的态势。它并非适宜于每个人饮用。很多时候，甚至在一个漫长的世纪里，都没有人记得它，可是当所谓的历史烟云散尽，唯一留存的就是它。它不与我们在一起，但它决定着我们的一切。意识到这一点，并不屈服于时常返祖的野蛮习性的人，就是如曼德尔斯塔姆的“文明之子”。

布洛茨基在《文明之子》这篇散文里赏析过曼德尔斯塔姆的四句诗：

阿拉伯式的杂烩和混乱
速度磨成细细的一束光——
那道光以它倾斜的面
平衡在我的视网膜

说 “它不属于现代派技巧，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加速度的结果……磨砺速度是作者的自画像，更是对天体物理透彻的理解……” 这几句话直指诗人最核心、最柔软的组织。曼德尔斯塔姆所用的代词“我们”不仅是俄语和英语的，而今也成了汉语的。在布洛茨基眼里，曼德尔斯塔姆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称为“文明的诗人”，因为他将他的诗歌贡献给了灵感的源泉。

“我们不妨说，早在他面临死亡之前，他已成为文明的一部分——他的生同他的死一样，都是文明的结果。一个诗人的伦理观念，甚而至于他的气质，由他的美学决定而铸就。诗人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现实相冲突，其渊源正在于此。他们的死亡率，以及翻译的必要，显示了现实如何远远地将自身同文明隔开。”一个诗人引发另一个诗人讲出这样的一番话，毋庸置疑是一件世界大事。再发达的工业不过是物理学、化学与经济学的纠合，再现代的科技不过是大自然奥秘的揭示，而诗人通过语言涉足人类最敏感、最隐秘的地带则是生理学与美学的优生优育。在我们全部的生活中，除了美学的体验（包括思想），其余最终都是垃圾，因为只有美学的体验不是为了维护肉体的存在而发生的。

那个作为灵长类的曼德尔斯塔姆早已离开我们，且仍在以光的速度远走他乡。今天距离他死去的1938年也有70年了，应该说，活在的人很难再有记得他的。没有人（包括科技）可以复制曼德尔斯塔姆的一生——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诗人发生的肉体与精神的细节——那些细节完全是些伤疤，带有野蛮的苏联特征（也是20世纪的特征），样子是雪域被破坏的混乱与肮脏，节律是人的躯体与神经的痉挛以及与痉挛的抗争。让我们重新给悲剧定义吧，就是美学在现实中惨败的样子。曼德尔斯塔姆的人生代表了俄罗斯乃至人类最崇高的悲剧。只是人生，就他的诗歌，他是胜利者，它们曾经让被比作浩浩荡荡之潮流的现实发抖——多么像飓风与它摧毁的一切。飓风摧古拉朽，但它仅仅貌似胜利者，真的胜利者是飓风过后的宁静——是它消解了飓风。今天我们读到的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成了曼德尔斯塔姆本人和曼德尔斯塔姆的全部。这些诗歌本来是一个人的果实，却被时间和悲剧赋予了种子的意义。

曼德尔斯塔姆是一粒被飓风吹散的蒲公英的种籽。飓风只能让它悬浮，做出更多漂亮的姿势，而不能消灭它。漂亮也是苦难和代价。三十九年后布洛茨基捡到了这粒种籽，发现并惊叹于它的奇异与非凡。它已经被完全还原成诗歌的形式与内核。像被潮汐带到陆地上的贝类，有着深海的特征，散发着深海的气息。大海是自由的，但曼德斯坦姆落入的却是一块专制的大陆，他只能通过精神自治保全他的自由。他的精神自治的形式就是诗歌。“诗歌是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它憎恨主义。”布洛茨基这句名言便是对曼德尔斯塔姆以及茨维塔耶娃的精神的抽取。主义是布洛茨基在《小于一》里描写的房间里的“蓝线”和房舍四周灰色的“栅栏”，它们貌是一种理想，其实是一种规定，一种把自由的人变成牲畜的规定，同时也意味着鞭子和铁链。诗人赋予诗歌的自由可以由语言——其实是声音——带走和保留，而上帝赋予诗人肉体的自由却是可以被剥夺和解除，当然，也可以通过死亡的形式由诗人带走。无论是作为蒲公英还是作为深海的贝类，让我们震惊的都是悲剧的力量。不是情节冲突的结果，是人性冲突的结果——把美摧毁（可以避免的摧毁，可以留存的美）。向上的不是美和善，而是乔装打扮的邪恶。向上的不是清醒的个人，而是陶醉的全体。斯大林背景下的曼德尔斯塔姆是现代悲剧中又伤感又柔美的篇幅。一个人建立自己的世界，把自己变成一个异体，而且是在最残酷的历史地缘，可以想见他要承受的种种——布洛茨基的列举：万有引力、压迫、抵制、消灭。是自己的世界，是一个异体，但它更多的是参照了可怕的“当代”。不融入的也是可怕的“当代”。就像诗人自身的血脉，它和过去乃至未来都有一个通道，都有一种融入的可能。它是思念与预见，代表了个人精神对于文明的归同。

曼德尔斯塔姆的死是诗人之死的一个，也是全部，布洛茨基洞察到了它的实质。诗人不是死于政治学，而是死于美学。暴君干掉一个诗人看起来出于政治动机，其实是出于他身体里隐秘的不舒服的美学体验和美学冲突。布洛茨基说：“诗人遭殃的原因是语言上以及通过暗示表现出的心理上的优越感，而非他的政治。”任何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诗都是不屈服的语言形式，它的声音挑起的疑窦远远大于它传达的意义，它挑战整个现存秩序。现存秩序也是现存时间，而诗歌说到底要重造时间。

僵硬的燕子长着圆形的眉
自坟墓向我飞来
说已得到足够的休息，在它们
斯德哥尔摩冰凉的床上

布洛茨基说曼德尔斯塔姆的这一节诗是再造时间的登峰造极之作。该诗作于奥罗涅日，写给一位死于瑞典名叫奥尔迦?瓦克塞的妇女。曼德尔斯塔姆因为精神崩溃，从毗连乌拉尔山脉的流放地转到奥罗涅日，最后死于对于他的故乡可谓是天涯的符拉迪奥斯托克。我完全是把他写给他人的这首悼念诗当成自悼诗读的。不晓得符拉迪奥斯托克是否有曼德尔斯塔姆的墓地，不晓得符拉迪奥斯托克的空气里是否还飘泊着曼德尔斯塔姆肉体和精神的纳米。像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曼德尔斯塔姆也是我乐意在另一世界遇见的人。曼德尔斯塔姆在《第四散文》中写道：“在俄国，唯有我一个人在用声音创作，周围全是用笔乱涂一气的废物。”布洛茨基称它是“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源泉决定创作方法的诗人发出的愤怒而自豪的感慨。”

记忆是人体最后死亡的部分，仿佛要将死亡自身记录在案；而诗歌作为语言的化石——以花朵的形式，比人体和记忆都要长久。

布洛茨基在《小于一》里记录了两个俄罗斯人性之恶的细节。一个是他五岁时在列宁格勒近郊火车站获取的记忆。“火车站恰似一片太初混沌的景象。人们像麕集的苍蝇，密密匝匝地包围住运载牲口的货车……”孩提时代的布洛茨基把目光落在一位老人身上。老人秃顶、安着一条木头假腿。老人一次又一次试图挤进车厢，但一次又一次被已经上车的人推了下来。列车启动了，他拖着腿单足跳着往前追，好歹抓住了一个车厢门的把手。一位妇女提起水壶，将沸水从这位老人的秃头淋了下去。另一个发生在二十年过后。一批与德国占领军相勾结的“伪警”被捕获，他们的头目居然是一位犹太人——连这位犹太人自己都无法想象怎么与德国人狼狈为奸。他们全都被判了刑。那位犹太人自然要被处以极刑。行刑那天，犹太人被提出来，看守头目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犹太人说：“我也不晓得……我想撒尿……”看守头目满脸堆笑地回答：“嗯，待会儿你会撒尿的。”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就像人性的善一样，人性的恶也是无时无处不在。和平时期，它是原来的大小，显得隐蔽；非常时期，它显得公开，往往被放大。在上述两个细节里，恶隐藏在妇人和看守身上，它代表了妇人和看守个体，又不仅仅代表妇人和看守个体，也代表了群体甚至一个民族血液里的恶，代表了一种文化传承中的恶。在这里，我也引用一个人性善的细节：1964年，二十四岁的布洛茨基因文获罪，两次受审。阿赫玛托娃得知布洛茨基被判流放说：“它给我们的红头发小伙子制造了一份怎样的传记啊！”这是一种赞叹，更是一种预见。阿赫玛托娃后来为布洛茨基所做的一切，都是苦难岁月人性之光的映照，也是美学不可战胜的例子。

我知道，只要我们还未能“进化”成天使，还有着与兽类相似的面貌和器官，人性的恶便还会存在——以个体的形式，也以群体甚至国家、民族的形式，还会对抗和消解我们善的滋长，还会毁灭我们的柔美。我们的人格障碍，我们的病态与变态，都是恶借遗传和环境作用的结果。然而，我们毕竟已经从森林里走出来，变成了人，且一刻不停地奔跑在进化的道路上，我们听得见善的甘泉在心房激荡，看得见爱的光芒从脱了毛的光洁的肌肤渗透出来。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纳博科夫、布洛茨基，索尔仁尼琴……这些后来被喻为俄罗斯的良心，可谓俄罗斯民族的另一种“恶之花” 。他们犹如沼泽地的花朵和黑夜的灯盏，在照亮这个民族前行的同时，又给予这个民族美学的温暖。

我的枕边一直放着《三诗人书简》，不想睡或失眠的时候就读几页。里尔克是从十九世纪延伸至前苏联的一条根，以更为私人的方式为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输送美学的制剂（包括信念）。通信从帕斯捷尔纳克1926年4月12日寄给里尔克的信开始，到茨维塔耶娃1927年2月9日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为止。10个月的倾诉如同受孕与怀孕，影响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一生。帕斯捷尔纳克临终前一年还念叨里尔克对他的影响，在写给欧库丘里耶的信里说：“我一直认为，无论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著作，只不过是转译和改变了他的曲调而已，对于他的世界我无所补益，而且我总是在他的水域游泳。”帕斯捷尔纳克跟茨维塔耶娃的通信进行了13年，情愫更为火辣也更为隐秘。1955年8月20日茨维塔耶娃的女儿在整理母亲日记的间隙，给帕斯捷尔纳克写信说：“……我给你抄录几段，很多内容你大概都不知道。她是多么爱你，而且爱得多么长久——她爱了你整整一生，她只爱过我的父亲和你，一直没有爱够。”这也是恶之花，但不是波德莱尔的罂粟之花，而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

2009年1月16日于四川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