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读Philip Kitcher和Richard Schacht写瓦格纳的指环，半本下来，明明是在大谈人生意义嘛！这年头，英语世界里，大部分谈理想谈人生的书都是牧师写的了，能读到这么一本哲学家写的，还真不容易。两位作者都唱歌，有一个还吹法国号，且都能读总谱，也不容易。害得我读着读着，脑子里就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昨天九九到家里来，提到曾到过Richard Schacht家里，林中一幢别致的不规则六边形房子，九九说，一定是有建筑师专门设计过。家里也很漂亮，好似舞台的客厅里一架大三角钢琴， 众多的书籍与音乐收藏。Schacht据说有点傲慢，并乐于展示他良好品味的家居。

Philip Kitcher我曾在Delphi的草丛里撞见过，他带着墨镜和棒球帽，大步流星，我们都不跟陌生人打招呼。他老婆Patricia坐在报告厅里给讲座，他也不去听。这又是家（准）夫妻店，女人做康德，男人做科学哲学，都是出名的人。TH读过Patricia的文章，但不太以为然。

在Delphi邂逅众多，从顶级牛人到无名小卒，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年轻美好的时光，广大世界正朝自己开放，一望无际。可自从三年后Michael Frede葬身柯林斯湾，我便往往只想起他一人，好似理想世界的消逝，我的。

直到这几天读这本书，原先那众多的脸孔及它们的背景才重新浮现出来，同一张饭桌的周围，那迥然的成就、人品与际遇，那些可爱的、同我一样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他们蒸腾着的朝气，还有那嵌入山体的朴素的水泥房子。

Frede之外，还去了不少名人，Kitcher夫妇，John Cooper，John McDowell… 当然，都是只有行内人才知道的。

Aristides是会议的组织者，据说他学术政治两不耽误，一边弄他的科学哲学，（这家伙跟德国总理有一拼，拿的是理论物理的博士），一边还积极参政，在议会发言，给报纸写文章。问他我这个外人该怎么出房费饭费，他大手一挥说不用付了，不愧是社会主义左派人士。

Ted 是我那时的情敌。他具有卓越的情敌所具备的一切素质：高大英武、百科全书的记忆、极善言辞、永远是人群的中心。那时他也有七十二了，宽阔的额头，声如洪钟，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会着火，让我一见就自惭形秽泄了气。后来他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担心，你可要年轻漂亮多了！”我可不那么觉得。

Barbara 也去了，紧跟Ted左右，谈风也很健。久闻其名，一睹真人，竟大失所望。她还算漂亮，甚至是唯一一个化妆的女士，看得出精心打扮，米色的丝绸套装，脖子上一串琥珀项链… 但是充满一种中产阶级的僵硬，谈话中露出阵阵自得，赞赏arts nouveaux的美好，批评贝聿铭的卢浮宫入口不和谐（并除此之外再也说不出理由，可据说最近还写了本有关艺术哲学的书）… 想起Ted那个脱光衣服赴宴的前妻，不得不感叹Ted的品味也随年龄从革命滑入小资。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McDowell。严肃，一丝不苟，没有表情，后来才知道，那是他永远的表情。并且他如此害羞，不要说陌生人，连熟人都难以和他搭上话。尽管这几年他离得最近，在音乐厅还常常碰见，互相知道是谁，但到现在我们也从没打过一次招呼。反而是Ted，每次回来都要吃一顿我做的川菜。

Daniel Garber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全身圆滚滚，好像由几个圆球堆成的，圆脑袋放在圆肚皮上，小圆点的眼睛外套两个圆玻璃片嵌入圆脑袋，永远一脸笑，让我觉得这老头真和善。一天晚宴后，一个名叫Iphgenia的女生愤愤地抱怨，这个圆老头说：“你别去匹兹堡啦，到普林斯顿来吧！”然后肥脑袋凑近她：“今晚跟我睡咋样？”那天晚上，在另外一桌上，还有另外一位腆着肚皮的糟老头教授如此问另外一位希腊女生，他们都很知道要找外国的。

我问TH，你们这行的人是不是特容易变态？TH答非所问地说：人在外，就觉得可以放松了。我却想，哲学只是他们的职业而已，做得再好，也是当手艺在做，和人生无关。

但显然不是都如此，因为还有Frede，那轮倏然遁入爱琴海的夕阳。

那次去了很多希腊的学生，主要来自雅典和博罗奔尼撒的Patra。有一个高个子姑娘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她总是白衬衣，蓝仔裤，刚过耳的短发，脂粉不施，脸庞有大理石雕般的轮廓，点以鲜明的黑色眉眼。我视线第一次落在她身上，就不能挪开，真是完美的艺术品！她是雅典大学的学生，原先学的是物理，后来做了几年中学教师，对科学所建立于其上的形而上基础发生了兴趣，想探求个究竟，就重新回到学校。我不记得她是全时还是半时的学生，是否还保留中学教师的职位，但记得问她今后学完了怎么办。她说，还回中学继续教书。

多好的生活！——有这样内心的人，没有没有盈利目的、与谋生无关的知识追求，还允许这种生活继续的国度… 还有那种如同从古代穿越而来的不朽的面容…

另外一个男孩，也是雅典来的，原先学计算机，受到Markus的鼓舞，渴望将来也能到匹兹堡读哲学。（Markus是TH的同学，希腊人，原先也是学计算机的。）我们在希腊的最后一晚留宿于他家。普通的雅典家庭，在一个平常的（没有围墙的）居民区，那种中国南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楼房，五六层高，没有电梯，三室一厅，通风很好，浴室里有简单的淋浴。室内装修非常简单，干净的、被擦得发亮的水泥地，家俱也像中国九十年代初的，不多，不花哨，也不好看，很多是三合板材料的，现代主义工业大生产的产品。我们四点多钟起床去赶飞机，没有公共汽车，他为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雅典的出租车也挺便宜。一路飞驰而过那些空旷的大街、立交桥，那些现代主义泛滥下的方盒子居民楼，恍惚中就好像是我大学时代的北京。

Delphi的那些日子，我无所事事地捧着修昔底德，不着几眼，倒是和这些不同行的同龄人坐在夜晚的凉风里，一杯啤酒咂几个钟头。如今他们应该和我一样，也慢慢老了。Iphgenia来了匹兹堡，我却再没有见过她。Markus已在今年离开，和妻子Lisa双双去悉尼执教。那个男孩没有来匹兹堡，不知是否还在继续他的哲学旅程？那个美丽的希腊女孩呢？已经回到了她的中学，继续教物理了吧？

而教授们… Ted迅速地老了，记忆骤衰，前言不搭后语，心不在焉，只有胃口依旧；McDowell深邃的钻头仍不倦地继续深入地下；Kitcher写了这本谈理想谈人生的书，让我另眼相看；Garber荣升titled Professor；而Frede托体同海，成就神话。

Wotan看着他的世界毁灭，从抗拒到接受，神亦有尽时。Kitcher & Schacht的书名Finding an Ending，意思与其是寻找一种终结的方式，不如说是寻找一种度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