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汀州就义。临刑前，独坐于八角亭上自斟自酌，乃喟然叹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睡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秋日的午后，独捧一本《多余的话》，在阳光下阅读，读到此处，不禁感慨了起来。忽忆起300年前，另外一位读书种子金圣叹临刑前的一番自嘲“断头，至痛也；藉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也许这就是文人的某种共通性，在政治上，他们永远是盲者，而且还经常充当政治的牺牲品。其实反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哪位政治家太把文人当一回事，他们假若有爱好文艺，多半出于玩玩，当然会得到一大批蹩脚文人的褒扬，而真正的文人，却时常沦落成他们的玩物。瞿秋白自己借清人的话“一为文人便无足可观”进一步深化道:“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这是一语道破了文人命运的尴尬性。

     很长时间里，瞿秋白都是被历史所误解的。他一直耽于烈士的声名，而这却是他临死前最担心的事情，以至于要写份“多余的话”来辩解。而正是这份独有的辩解，让我们清晰地重新理解历史和进入真相。我常想，如果瞿秋白不从政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历史重新给他一次选择，那么今天的瞿秋白还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吗?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当我们透过历史所遗存下来的一些灰尘，我们突然发现，历史真相并不是像我们所学到的那样，很多都在大历史的叙述中被淹没。

      读瞿秋白散论，我看到的是他另外的面孔，也识见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另一面。当胡适们在报刊上做高雅论时，瞿秋白则在另一个地方进行着另一番分辨。他更接近民众，更透底地知道某些知识人好大喜功的可怕性。而这个时候，瞿秋白无疑的是革命的、理想的和大众的。

     “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格瓦拉让我们识见了革命理想主义的激情，而瞿秋白则让我们在革命的激情中做出了某种必要的反思。小时候读鲁迅赠给瞿秋白对联的“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常有不解处。我一直在想像鲁迅这样对革命始终抱着警惕心的人，为什么会对瞿秋白情有独钟呢？现在却豁然通彻了起来，与其我们把瞿秋白看成是个革命者不如把他当作那个时代不合作的文人更适当。他似乎从来就不愿意有太强烈的所谓政治立场，而只想保留住自我的文人骨气，过着自我逍遥的日子。有词曰: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

或许这才是个真正的瞿秋白，他将革命者还原成了人本身。(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