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８０年代上下，有一个独特的颇为盛行的阅读文本：电影剧本。当时重要的电影制片厂都有自己的电影杂志，专事发表电影剧本，这些剧本或拍成电影，或只作为文字作品发表，读电影剧本亦为一大阅读群体。因此，许多纯文学期刊也将电影剧本当作文学作品发表，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便是发表在１９７９年《十月》杂志第３期上。《苦恋》发表之后即引起中国文艺界高层的批判，１９８０年改名《太阳和人》拍成电影之后，这场批判演化为全国性的批判。

　　《太阳和人》终究没有公开上映，普通民众没能看到这部电影，只是通过电台和报纸，知道有个名叫白桦的军人编剧写了一部电影叫《苦恋》，拍成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是一部“反动电影”。在文革刚刚结束之际，这类批判十分引人注意，市井议论纷纷。主要焦点搁在电影里的一句话“我爱国家，国家为什么不爱我？”及结尾的镜头，主人公凌晨光遭受“四人帮”迫害过着野人的生活，在“四人帮”倒台之际，他死在冰天雪地的旷野，弯曲的躯体钩成一个凝重的问号。

　　《苦恋》或《太阳和人》的寓意，核心立意搁在对文革“四人帮”残酷摧残知识分子的深度批判，以及对人的尊严的真诚的呼唤。记得我的邻居画家李明（当时是热爱美术的中学生）跟我讨论这部没有看过的电影，认为这个“问号”太有震撼力了。至于那一句“我爱国家，国家为什么不爱我”，几近成为流行词。《苦恋》发表在伤痕文学时期，出乎意料受到批判，有一种倒春寒的意味，在终结了文字狱盛行的文革之后，也让人感觉到文艺钳制的尺度。在《苦恋》之前，叶文福的政治抒情诗《将军，你不要这样做》受到批判。８０年代引起全国性影响的批判还有北岛、顾城、舒婷和欧阳江河的朦胧诗，戴厚英的《人啊人》，这些批判，与对《苦恋》的批判同为一辙的是，瞄准了作品中包含的对人性的呼唤。比如，北岛在《回答》中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舒婷在《神女峰》中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戴厚英直接宣称《人啊人》是弘扬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在那个时代，人道主义是一个禁区，所以，戴厚英在人道主义之前加上马克思来界定，以筑起阻隔批判的防火墙。只是，这个时代的批判较之文革已经有所改变，作品被批判即将作者打入冷宫，但不必拉到街头去游斗了。然而，恐怖的气氛却一点无改，北岛的诗恰好是那时候的写照：“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回答》）

　　１９８０年代，中国大陆终结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文革时代的文字狱没有就此终结，在“拨乱反正”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口号下，文革的阴影重重，人们写作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被人举报告发，遭至大大小小的不同层面的批判，批判也是公民消费，因此批判者保持着一个强大的市场。白桦认为，《苦恋》的批判，与报告文学作家黄钢的举报有关。黄钢在当时是一个颇有知名度的报告文学作家，这种作家在今天也仍然能够偶尔遇到，他们受过迫害但内心亦装着迫害情结。

　　《苦恋》是一代人的内心泣血的情结，他们无比爱国，然而个人人生际遇却充满沧桑，历尽人间所能遭遇的苦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批判《苦恋》在８０年代能够引起那么大的震撼。“我爱国家，国家为什么不爱我？”，在中国社会历尽浩劫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之际，这种发问摧人泪下。但是，无论是《苦恋》还是《太阳和人》（《太阳和人》据称将影片结尾的问号改成了省略号，但构陷者又称这是射向红太阳的６炮），由于白桦刻意将其写作成诗化电影，隐喻的味道十分浓厚，也只有那一代历尽沧桑的人阅读与观看，才能够产生心灵破裂式的震撼力。

　　８０年代，与文革时代比较，它永远也只能称是文艺早春，乍暖还寒，那时候的苦难到今天仿佛已经被时光磨灭，然而勾忆起来仍然是民族的疼痛。我不是白桦那一代人，但看到过这一代人内心深刻痛苦的凝眉，纵然是批判人间地狱式的文革，却也时有不小心中弹。为什么苦恋？这可能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普遍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