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由于年事已高，舒芜近一年多已经多次入院，情况时好时坏，并几次进入加护病房和重症监护室。此次入院10天左右就去世了。至于死亡原因，按医生的说法是因“心肺功能衰竭”。

青年作家祝勇与舒芜是忘年交，得知舒芜去世的消息后，祝勇心情沉重，“近些年舒芜先生身体不太好，我因事也好久没有去看望他了，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在祝勇眼里，舒芜老人学问深厚，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古代妇女生活史、红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早些年，我和他经常在一块谈历史、交流读书心得，舒芜待人亲切，宽厚、平静，每每和他交流我都受益匪浅。”

对于舒芜的去世，文学评论家白烨表示惋惜，“舒芜先生文史功底深厚，作为一个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舒芜的去世对文学界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白烨说，因为后来卷入“胡风事件”，舒芜备受争议。白烨认为，无论舒芜在“胡风事件”中做了什么事，作为后人，只可以通过各种资料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切不可对其人其事妄加评论。

舒芜生前著作颇丰，著有杂文集《挂剑集》《说梦录》《周作人概观》《从秋水兼葭到春蚕蜡炬》、散文集《空白》、随笔合集《书与现实》，主编作品有《康有为诗文选》《〈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中国近代文论选》等，其中有些书已经脱销。得知舒芜去世消息后，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内曾经出版过舒芜作品的出版社，正在考虑是否要重新出版舒芜的著作。

【舒芜生平】

舒芜，生于1922年,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1938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舒芜”的笔名。1945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文艺论争主要焦点之一。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近年致力于周作人研究。

　　在我性命危在旦夕进行抢救的那几天，若按一般医院的规矩，家属是不许在抢救室逗留的。北医三院的管理却比较人性化，星期二、四、六下午允许家属在抢救室逗留一个半小时，使我能够看见他们在身边来来往往，不像孤身一人密封室内那样有“这就是末日”的感觉。想来人的一生，无论帝王将相，英雄美人，曾经受到万众欢呼，万人瞻仰，到了末日守在他身边的，终归只有几个亲人。如果这时还剥夺他与亲人末日的相聚，那该是多大的反人道！所以鲁迅以“暗暗的死”为屠夫对牺牲者的最大的虐杀。他的小说《药》里面，革命者夏瑜始终没有出现，他在黑狱和刑场上的壮烈牺牲，只能在刽子手与愚氓的血腥交易、闲人们冷酷无聊的闲话中进行着，这是怎样的使人战栗啊！小说能这样写，影剧舞台上不大好这样写，只好索性以夏瑜为主角，写他在群众中慷慨激昂地演讲，群众听演讲时反映的强烈，在刑场上默默的愤怒。这样写也可以，可是比起鲁迅原来的入木三分，就大差其远了。

　　当然，那些天我还不止是有家人儿女在身边，在京的几位朋友也到医院来探望过。他们看到我的垂危情况，心里当然明白这多半是向我作最后的告别，本来预期着迟早总有这么一天，终于到来了，可是嘴上当然不说，临行时还握手道珍重，约定我回家后再见。我当时可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多想，觉得我回到已经住了二十多年的那个家是不成问题的。我根本想象不出没有我的存在，那个家里可能是什么样子。有人说：从来没有听说叫花子自杀的，不论他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形单影只，啼饥号寒，已毫无生人乐趣，可还是千方百计地挣扎。他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什么享受么？不可能。他们无非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根本没有了自己，想象不出一个没有自己存在的世界。陶潜作的《挽歌》中有句云：“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意思是，送葬的各自回家了，其中也许有的亲戚余哀还未尽，别的人已经又唱起歌来了。人死了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寄托躯体于山阿，和山陵同化而已。陶公千古旷达人，他才打得破这道关，这几句诗真是写尽了他的高旷襟怀。
 

   当然没有人真这么傻。大家都知道：敌机不是偶然窜入，而是按计划来犯。我国少量飞机根本不敢升空迎击，反而在老百姓之先赶快逃走，地面上只有高射炮在发射，于敌机无碍，它们按计划完成轰炸或骚扰任务之后，从容飞回去了。

   这条新闻有什么错误么？我们的高射炮的确在发射，敌机的确是从空中飞走的，什么都没有错，可是文字魔术一变，每一次落后挨打都成了一次胜利。

   发布新闻者自己不相信，也明知读者不相信，然而总是要那么说，好象演员不是说自己要说的话，而是依照剧本说台词一样。鲁迅曾经把这种现象叫做“做戏的虚无党”，什么戏都可以演，什么都不相信。

   一切专制压制下的新闻舆论都要玩这种文字魔术。

   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顷见贵文库所载张僖先生文章《只言片语——前作协秘书长的回忆》，其中说到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在东总布胡同４６号召开会议。由郭沫若主持部署明天对胡风的批判。这个预备会没有胡风参加，胡风对此也一无所知。那天散会以后，连夜发送第二天开会的通知，通知是凌进晨１点钟发出的。通知上没有会议内容，只是说要在青年宫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胡风也只是接到明天开会的通知而已。第二天，大会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文联在京的全委、作协在京的理事，以及其他各文艺协会的负责人等等大约二百多人，胡风也坐在主席台上。

　　可是，“会下，舒芜找到冯雪峰说，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因为舒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而冯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所以舒芜首先向他汇报了这件事。肯定是有人把前一天晚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胡风。”

　　我要说明：当时我并没有向冯雪峰先生作这样的汇报，我根本不可能知道“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这些情况。

　　第一，由于我在一九五二年发表了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先生对我很不满，久已同我没有往来，他在那样关键敏感时刻了解到什么内部情况，作了什么准备，我怎么可能及时知道？

　　第二，那个“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我根本没有被通知参加，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会，我又怎么会在会下找到冯雪峰先生作什么汇报？

　　第三，当时，冯雪峰先生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全出版社的日常行政是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先生（后来是王任叔先生）主管，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行政和业务是副总编辑聂绀弩先生主管。我经常接触打交道的领导，首先是聂，然后是楼，是王；而冯雪峰先生并不常到社来，来了也同大家很少接触，尽管大家都很敬爱他。我不记得曾经向他汇报过任何事，更没有向他汇报过“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这样的事。

　　以上情况，本来应该直接与张僖先生交换意见，可是不知道他的地址，敬请贵文库代转，为感，

　　专此布达，顺颂

编祺。

　　　　　　　　　　　　　　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舒芜上

先父一九七三年逝世，还是风雨如晦之时，这部著作他自己早已没有存本，他断没有想到身后三十多年间，此书还会一再问世。他著此书时三十六岁，我将此书交付三联书店重印时六十三岁，也没有想到能够活到八十四岁，及见三联本又出新版。

       我十二岁初读此书，刚进初中。此书就成为我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入门书，并且终身受益。读了此书，我才有了一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概轮廓，把原有一些零散知识框起来，后来增益的大体仍然在这个框架之内。故友诗人陈迩冬先生曾说，他年轻时泛览所及，最受益的是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这部《中国文学批评》，他有诗云：：“文学批评史，先生早启予。服膺卅载久，胜读十年书。”（《追诔方孝岳先生并题其<桾櫏集>遗稿》二律第二首）可见此书对于他也起了入门引导和终身受益的作用。

       我青少年时期，先后读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都得之于偶然，都成了我的入门书，并且终身受益。它们都不过十来万字乃至几万字的小书，连同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可以证明并不一定要大部头的著作才能够入学术名著之列，而学术名著可以同时是入门书。这似乎颇值得今天的学人深思。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容要点，我在三联本的《重印缘起》里面已经介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说的是，全书力求客观推阐各派各家批评理论的意蕴，但作者自己自有一定审美趋向，最突出的表现是第二十六节《晏殊对于富贵风趣的批评》。晏殊不是文学批评家，其关于富贵风趣之论，并不见于他自己的文字，只见于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和欧阳修的《归田录》各一条笔记的转述，加起来不过二百多字，别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面不会提到，《中国文学批评》乃为之设立专节，写了一千五百字来讨论。为什么这样重视呢？就因为晏殊看不起那些写富贵只会堆金砌玉的恶俗诗句，如李庆孙《富贵曲》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之类，认为“此乃乞儿像，未尝谙富贵者”。晏殊自己有 “楼台侧畔扬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诗句，他很自诩善言富贵气象，自赞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中国文学批评》更加赞美道：“晏殊自己那几句诗，能超然物外，自然有一种清华高贵的样子，绝不是穷苦怨叹的胸怀所能发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富贵之音。”值得注意的是，晏殊谈的本来是怎样写富贵诗的问题，并不是写富贵还是写穷苦的问题。他主张以清华高贵的胸怀来写富贵，不要以“乞儿像”来写富贵。他鄙弃的“乞儿像”，专指以艳羡或炫耀的胸怀对待富贵之像，并不包括以“穷苦怨叹的胸怀”对待富贵之像。如果以“穷苦怨叹的胸怀”对待富贵，也许是仇视，是嫉妒，是故作清高，贫贱骄人，这些都可能为晏殊所不喜，但并不包括在他所鄙弃的“乞儿像”富贵诗之内。他说“穷儿家”没有他的诗句中写出的富贵“景致”，一是现在还穷之家，二是暴发户而未脱穷儿心态之家，所着重的“景致”就是“气象”。现在还穷之家自然无此“景致”，暴发户领略不到“景致”的“气象”，有等于无。至于真正穷苦者可不可以写“穷苦怨叹”之诗，该怎样写，他没有明显说到；真正穷苦者对待富贵，如果视若无睹，安贫乐道，是否值得赞美，他更没有说到。《中国文学批评》乃加以推阐，把晏殊之论的对立面推广到一切“穷苦怨叹胸怀”的诗，指责郊寒岛瘦之诗“刻画穷况，未免太过”，这就突出表明了作者自己的审美趋向了。此外，如论司空图，强调他“以盛唐为宗，不数中晚唐”：论西崑家，强调其“寓意深妙，清峭感伧”；论江西派，强调其“流转如弹丸”的“活法”：都别具眼目，不同一般，贯穿其中的都是他自己宗尚“和平富贵”“清华高贵”的审美趋向。

一九六二年，我曾做了夏夜纳凉一律云：

   止水禅心上下潮，碧天凉梦共迢遥。
   藤床竹枕蚊初聚，剩果残瓜鼠正嚣。
   短夜歌吟尊衮冕，中年哀乐在箪瓢。
   千家鼾息成人籁，自隔星河辩斗杓。

      寄给父亲请教。他回信指出我这首诗做到了“回肠荡气”，但还是中晚唐境界，希望我能够“回中晚而为初盛”。我立刻想起他论晏殊的富贵风趣，可见他的审美趋向仍然保持如故。

       父亲平生作诗从不存稿，我细想我所知道的，有没有能体现他自己这个审美趋向的呢？却不容易找到。就拿他晚年最见功力的两首来看——

 五十自壽 一九四六年

爲惜流光重此辰，高秋黄菊一時新。
無邊風雨成孤嘨，何處江山结比鄰。
老去心情雲赴壑，鬢邊消息火傳薪。
惟餘片石羅浮在，清供窗前作主賓。

已经是无边风雨中的孤啸，不怎么清华高贵。

六十自壽 一九五六年

西風又作撼窗鳴，尚着殘蟬向晚晴。
時節不隨人意盡，黄花空笑白頭盈。
鬅鬙自冩褷褷態，邂逅谁爲昔昔行。
賸有宵來鄰笛感，放懷同辦酒杯倾。

撼窗西风之中，一只残蝉断续嘶鸣，更是凄厉之声。末了竟要在“山阳邻笛”声中倾杯放怀，简直是黑色幽默，哪里有一点自寿的欢乐？到了应该七十自寿的一九六六年农历九月，文化大革命“横扫”之下，一只残蝉的嘶鸣也不可能了。

看来，谈文学批评而自己坚持一个审美趋向，是一回事；自己写作实践能不能体现自己的审美趋向，又是一回事。前者决定于主体，后者决定于时代。哪个力量更大？难言之矣。此书第三次问世，作者自己的审美趋向，会不会与今天举国主流正在高唱的某种声音有巧合之处呢？善读者当自有别择，而且不忘时代的制约终究是难于逾越的。

《中国文学批评》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时，是刘麟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丛书》八种（后改名《中国文学八论》）之一。同此一套书中还有先父的《中国散文概论》一种，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三联书店重印《中国文学批评》时没有找到，没有同时重印。现在找到了，故同时印出。《中国散文概论》部头很小，新义不少，例如把中国散文分属儒家之文、名家之文、纵横家之文等等，作了系统阐发，就颇有独创性。这里不必详细介绍了。

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舒芜记。

        提瑞西阿斯是埃威瑞斯（Everes）的儿子，当时还是男儿身。他在阿卡迪亚基勒涅山上看到一群蛇正在交配，他打伤了其中的一条，自己的外貌立刻发生了变化，由男人变成了女人，于是他便同一名男子结合在一起。可是，阿波罗通过神谕的方式告诉他，如果同一群蛇在交配时，他前往观察，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打伤另一条蛇的话，他自己就会变得跟从前一模一样。提瑞西阿斯认真地按照神的启示去做，他果真又恢复到原来的他。

        一天，宙斯与赫拉争吵起来，宙斯坚持认为在性活动中，女性较男性更为享受，而赫拉的观点正好与他相反，他们于是决定找提瑞西阿斯问一下，因为他既做过男性，又做过女性。面对这样的问题，提瑞西阿斯回答道：如果把这份快乐算作10分，那么男人只享受到其中的1分，而女人享受到另外的9分。赫拉一气之下将他的双眼挖掉，把他变成了盲人。但宙斯赋予他占卜的能力以及一条可以活过七个世代的生命。

        这希腊文稿大概最早，拉丁文一稿则有更多的文学色彩，文繁不录。

         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周作人的《夜读抄》中读到《男化女》一文，知道三十年代丹麦曾有世界上首例变性手术，男性画家韦格纳（Einar Wegener）经手术易性为女,改名莉莉·艾尔伯（Lili Elbe）。莉莉之友呵耶尔（Niel Hoyer）为莉莉作传曰《男化女》（Man into Woman），原是德文，有英译本，前面有英国著名妇科医学家海尔（Norman Haire）的序言，周作人就是抄述这个英译本序言的一部分作为介绍。周文写于1934 年，关于易性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还远不普及；我之孤陋寡闻，读此篇已经在八十年代，还诧为新异哩。所以周文特地这么清楚交代了这些文献根据来历，以取信于读者。我读后完全相信，很希望能读到《男化女》，还注意到周文末尾云：

海尔所说是稳健持重的意见，但韦格纳的冒险却也是可敬的一种尝试。古代希腊有先知台勒西亚斯（Teiresias），一生中曾由男化女，再化为男，积有难得的经验，天神宙斯与天后赫拉争论恋爱问题不能决定，取决于他，见阿坡罗陀洛斯编《神话集》第三卷。韦格纳可以说是现代的台勒西亚斯，只是试验没有能够完成，未免深可惜耳。

原来，莉莉·艾尔伯易性手术完成之后，接受了一位多年老友的求婚，婚前她要再做手术达到能够怀孕生产的目的，不久便因心脏病而死，所以海尔医生在序言里不大赞成她这种彻底的解决法，主张还是以心理治疗为好，即周作人所谓稳健持重的意见。但周作人对于韦格纳（莉莉·艾尔伯）的冒险评价为“可敬的”，拟之为“现代的台勒西亚斯”，可惜她的试验没有完成，周氏的态度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是人文主义尊重人的态度，对照今天进入二十一世纪了，还有许多人对于男变女的易性，站在市井大男子主义立场，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下流无聊的攻击态度，人之度量相越真不可以道里计。

  周氏说的希腊先知台勒西亚斯，能够由男化女，再化为男，能够裁决天神与天后的争论，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里，所以看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不确定的性别——假两性畸形人与两性畸形人》的广告才把它买来，原来提瑞西阿斯（周译台勒西亚斯）是这么由男化女，再化为男的，解答了我多年的疑问。但其变性出于偶然，同韦格纳（莉莉·艾尔伯）的有意识地易性冒险试验岂非两样么？我细想，希腊这个神话故事，实在反映着人类跨越性别界限的探索，反映着想了解异性心理生理的奥秘的深层需要，所以神王神后会有那样争论，还要取决于不平常的人。周作人了解这个深层意义，所以他引述台勒西亚斯故事，才略去枝叶，只取其曾经有过易性的难得经验这个主干。

    还有，现在我们已经看惯了易性癖的报道，全是从幼年就认为自己生错了性别，而周作人的介绍则是说，韦格纳二十岁结婚，心理生理均无异状，能尽其为夫的职责，数年后完全偶然的机会使他扮作一个女人，非常成功，朋友开玩笑送他一个女人名字莉莉，以后他渐渐觉得莉莉是一个真实的女性，与男性的他共有这个身体，而且莉莉逐渐强盛起来，以至于倘若不让位给她将不能生活下去。这个出于偶然的扮女人机会是怎么回事，周氏没有详细介绍。我也蓄疑甚久。也是最近，我居然又读到一篇文章（小白：《画春宫的女人们》，载《万象》杂志第七卷第十二期）解答了多年的疑问：原来丹麦有一对夫妇画家，丈夫Gerda Wegner和妻子Einar Wegner。某日，女画家等待她的一个女模特儿，爽约不至，乃要求丈夫临时反串女装，非常成功，这就是所谓“完全偶然的机会使他扮作一个女人”的经过。（此文不是根据《男化女》，而是另据一部小说《丹麦女孩》，小说以莉莉为本事，结局是变性女结婚前为了能怀孕生产而做手术，死在手术台上，比《男化女》说的结局更悲惨。）

    周作人主张“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简单不是枯窘，是善于剪裁，丰腴在骨。周氏自己博学多闻，行文从不炫学，这两个例子都是剪裁的好例。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