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读者朋友传来《史记·周本纪》中的一则故事：古公亶父（周先祖之一）“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对此，这位朋友的议论是：古公亶父的行为到底是爱国还是弃国？到底是为保全自身还是为保全人民？他是胡适所言的“世界公民”吗？也许时代不同不好比较也不好结论。

此前，我没读过周本纪，这么好的经典却长久不知，罪过也。胡适等在新文化运动时迫不及待以白话逐文言，宣称文言死了，开一个世纪反传统之恶习。至于他本人中年以后方有所改过，自觉从本土文化传统，寻绎民主资源。不意这里就是一条。

在我看来，古公亶父既爱国又弃国。看似矛盾，但问题在于，“国”之为体，一分为三，无以简单划一。在强敌面前，古公亶父当然爱这片土地（这是country意义上的“国”），故不忍其上发起战争。他亦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同族的国人（此乃nation意义上的“国”），更不忍因其屠戮而人口减损。为此，他不惜弃国，去豳远走。他之所弃，非国土与国民，而是他自己的宗庙与君位（这又是state意义上的“国”）。三“国”排序，遂构成原始儒家的价值链：“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英语相仿佛，则是nation→country→state。古公亶父的选择，是本土古老的“民本主义”传统的早期体现。他全身而退，并非胆怯；而是他知道什么是国之所重，什么是国之所轻。较之于他很久以后那些集权下的独夫们，以国忽悠，却以民为刍狗，看重的只是自己手中的国柄；古公亶父，圣之时也。

但，古公亶父的意义非仅在此。在他的表述中，“有民立君”，更可以让我们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去钩沉。就我个人认知，中国文化传统，有民本但缺民主，缺之又缺，竟至于无。因此，民主是一种现代资源，并且来自西方，这已形成知识界的百年共识。然而，古公亶父动摇了我的认知。

固然，在民本的意义上，中国古代统治者亦可接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这里的出发点是邦不是民。故尔，“为民”之声，于今未绝，形同滥调。但，现代政治学从不相信统治者的单边许诺，它要的是可以落实的有效路径。这就是以民选的方式对统治者授权，所谓予取予求，从制度源头加以保证。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林肯所说的国权必须“by the people”。反观传统，我们有这样的资源吗？是的，在统治权力的来源上，传统给我们提供的合法性是“天命”。即使后来获胜于殷，周天子的意识形态依然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于周朝有始创之功的文王（他是古公亶父的孙子），被时人视为“受命之君”。这个命，即是对政权有震慑力的天命。

于是，古公亶父的意义破传统而出。这不是“社稷所以为民也”的古公亶父，而是“有民立君，将以利之”的古公亶父。君权并非受命于天，而是获之于民。由民立君，这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古典表述。这一难能的思想何其古远，远在夏后之世，又在雅典之前，复与迩来的欧风美雨曲径暗通。可惜，它没有在本土发变为现实，却遗落于传统的历史主流之外。

……灯下读古公亶父，往事虽旧，馀味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