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推多”（dictator）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专政”、“独裁”一词的音译。这里会审的是那个年代三位知识人对它尤其是对苏俄专政的看法。这三人，两位文化重镇，一位诗人，前者是胡适和鲁迅，后者是徐志摩。在“狄克推多”的时代三岔口，他们的表述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状并浅深。

这里不妨以他们自己的话语为呈堂。

1930年代，一位记者采访鲁迅时说：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鲁迅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鲁迅当然难以逆料几十年后该专政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形；但，对专政的信任和表述居然如此简陋，确也让人为其汗颜，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大脑。《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是象征苏俄革命的一出话剧，剧中的革命者有一段道白：“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这不啻是苏俄专政的宣言，也是一则杀人宣言，亦即为自由可以去杀人。鲁迅却为此颔首：“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

鲁迅晚年支持专政却几乎不谈民主；与此不同，胡适一生力推民主——当然是英美制度框架中的民主，但在专政问题上，却首鼠两端，有过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误区发生在莫斯科，1926年胡适去过那里三天。在那儿，他轻易接受了一位美国左派和一位苏俄外交官员的诱导。那位“美左”这样忽悠他：“向来作dictator（独裁者）的，总想愚民以自固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这样的表述和上面一样，压迫是为了取消压迫，专政是为了终止专政。看来一个美好的“为了”不啻一贴蒙汗药，它让人只迷惑目标，却罔顾它的实现方式及后果。以至为了明天的美好，今天可以行使罪恶。可是，人们从来都活在今天而非明天，没有为明天就要拿今天作牺牲的道理。但吃亏再多，人类因其固有的弱点，怕都难以摆脱“目的伦理”的道德魅力。

于是，人在国外的胡适几乎向国内复制了那位“美左”的观点：“狄克推多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胡适的看法当即遭到徐志摩等人的批评。虽然胡适后来反戈，说：“‘狄克推多’制之下，只有顺逆，没有是非”。又说：“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但，对专政的看法，胡适留下了他认知上的“前科”。

书写20世纪的思想史绕不过胡鲁，但却不会有人想到徐志摩。但这位诗公子在20年代《晨报》副刊时期，其表现于当时舆论界可谓“惊艳一枪”。不比不知道，如果把当时胡鲁的时论文字和徐志摩放在一起，徐显然比这两位更具洞察力。尤其在苏俄、专政、革命等百年以来这一系列致命问题上，徐的言论比前两位更经得起历史的挑剔。比如针对以上的胡适，徐志摩说：由愚民政策过渡到民治制度，“等于说由俄国式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这两者间的不可能性徐志摩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在自由主义的学理上，胡适功夫未深，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却不浅。

徐志摩分明看出“一党完全专制治下”，“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依，不能异”。因此，他的推论是：“即使一党的狄克推多，尤其是一阶级的狄克推多，的确是改造社会最有捷效的一个路子，但单只开辟这条路，我怕再没有更血腥的工作了。”这是他比胡鲁高明的地方，不是为了明天，今天就可以流血。他更看重如何避免今天的血腥——这是“责任伦理”的表述。专制的血腥在于：“除了你‘宗教化’你的党的目标（绝对的信服，不怀疑教主或教义），武力化你的党的手段，你就不能期望苏俄革命的效果。”思想上的“宗教化”和手段上的“武力化”，是徐志摩概括出的苏俄专政的两个特点，这纯然一付思想家的手笔。诗人僭越，它很难出于惯称为思想家的鲁迅。

在面对苏俄的价值坐标上，徐、胡、鲁不妨是一个左中右。徐志摩是反苏俄专制的，正如鲁迅是支持。胡适一度徘徊，最后走向反专制。不妨注意一下他们对专制态度的时间表，徐志摩批苏俄在前（1920年代），鲁迅拥戴苏俄在后（1930年代）。因此，就中国知识人对苏俄专政的认知谱系言，鲁迅是徐志摩的倒退和反动。

但，历史却朝着鲁迅的方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