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到周立波的那一年我16岁，我见到周立波的时间大概只有三秒钟，但是那一瞬已成永远的记忆。？
那是1967年的一天，天气不太好，下过一阵子细雨又停了，是一个阴不阴阳不阳的天。那一天，益阳市体育场开批斗周立波的万人大会，我没去。我那时正值一个爱看热闹的年龄，但凡批斗会宣判会看斗人看毙人，都会打起浮脚往前赶。喜欢钻入人空子看热闹。因为是批斗周立波，我却不愿看。不多久，我听到街上人声嘈杂：“来了，来了，看周立波啊――”原来是游斗周立波的汽车来了，我站在家门口的高门槛上，一部卡车从我面前缓缓而过，迎面就看见了周立波，周立波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的什么我来不及看。旁边有两个戴红袖章的男人押着，我来不及看清那两个男人的脸，只约略记得他们的眼神是横的，昂着头，很严肃，带有一种“文革”期间常见的凶气和霸气。周立波比那两个男人矮了一截，好像是跪着的。我在相距两米的地方平视周立波的头部，周立波脸色苍白，眼睛向下，不看人，一副无奈的样子。我不等汽车完全开过去，赶紧扭身回屋。当年周立波这幅游斗图给我很深的刺激。我当时想：人被凌辱至此，早晓得不如当一个绿林好汉痛快，当什么作家呢！我那个年纪，看人看事不是从历史的眼光，误以天下这样已成定局，世界永远会是这样荒谬。？那天的批斗周立波大会是市里的造反派组织的，开完之后，用卡车游斗至益阳城内学门口的县剧院，县剧院是原来的学宫的旧址。在一个圣贤之地搞这样的活动，是对斯文的辱没。
县里的造反派在县剧院又开了一场批斗会。听说在批斗会上有《山乡巨变》中的原型人物发了言，由小说中的生活原型上台批判作家，这真是千古奇谈。会议之后，还表演了专门赶排的节目。节目由县剧院的演员们演出，是群口词。开头的一句是：“打打打!打倒周立波!”我虽然没有看表演，但完全想象得出演员的表演情状，无非是腰间系一根宽皮带，穿一套绿军装，手握拳头，把脚一蹬，你吼一句我吼一句而已。戏是演给周立波看的，但周立波却没有资格坐观众席，只好让他站在台的一侧幕布边看。看过之后有人问：“周立波，你看演得么子样啦?”不料周立波却说：“好好好！后生可畏！后生可畏！”我后来听到周立波讲过这些话，十分高兴。一个人到这样的时候，还能够这样幽默达观，那么游斗与批斗又算得了什么呢?？
后来听周健明先生讲，周立波那次回益阳批斗，因造反派的枪走火，子弹从周立波耳边擦过，差点丧命。？
周立波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我小的时候读《山乡巨变》，最使我感兴趣的是细伢子骂人的话。那些话，现在的益阳细伢子就看不太懂了。比如说：“不爱脸，不爱香干子!”之类。还有书中盛淑君带一帮妹子在树山里骂符贱庚的那几句顺口溜：“癞子壳，炖猪脚，两鲁碗，三蒸钵。”这些骂人的话，我在四岁左右便念得溜熟了。我读《山乡巨变》时感觉比读别的长篇更有味。我最感兴趣的是里面的人物以及益阳方言。我没有想到益阳方言也能堂而皇之地印到书上。读《山乡巨变》好比听一位邻舍坊边氛白(说白话)，本地锣本地鼓，感觉特别亲切。书里人物的绰号也是我从小听得耳熟的，比如亭面糊、秋丝瓜、菊咬金这样的外号，在益阳随处可见。爱喝酒的人，多半被人叫成面糊，爱计较不好商量的人被叫成咬金客，名字中有一个“秋”字的，个子又长得高的被人叫作“秋丝瓜”，个子矮的却被人叫成是“秋南瓜”。周立波当年深入生活住的桃花仑乡是一个城乡边缘地带，离我家住的三里桥仅二华里，周立波当年在桃花仑时，我父亲是桃花仑乡卫生院院长，桃花仑乡的农民和乡干部大多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和《山乡巨变》中刘雨生的原型曾五喜等人都很熟悉，我常常听父亲说起这些人。去年，我读到一篇文章，有人把周立波排在当代几位语言大师之列，我想这种评价也肯定了周立波的益阳方言的写作。我长大以后读周立波，越读越有味。也因为我是一个益阳人，对于周立波笔下的人物语言场景的熟悉而有一种亲切感。另一方面是因为周立波写实的功力不由人不佩服。在我看来，周立波的《禾场上》、《山那面人家》、《扫盲志异》，都是百读不厌的精品。这部分作品都是周立波在1955年到1964年这十年时间中多次回乡体验生活写成的。周立波在益阳的日子，留下了很多故事。他多次拿出钱来帮农业社买树苗，添置扩音机，救济孤寡，为农民排解纠纷。体验生活不仅长于观察，还亲自下田用牛，和农民交朋友，真正赢得了农民的爱戴。周立波其人其作品皆为当代益阳人所熟悉，益阳城里略通文墨的人都读过周立波的作品。都晓得某个作品中的某个人是以生活中的某个人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张满贞》、《盖满爹》、《艾嫂子》都有其完整的生活原型。我见过《张满贞》的原型周雪英，与她多次交谈发现与周立波笔下勾勒的张满贞性格无异。我还见过《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的原型曾五喜，亭面糊的原型邓益亭。把这些原型与作品中相应的人物一对照，更加佩服周立波写实的功力。他在很多短篇中都表现了农民的幽默与智慧。尽管在五十年代后期批判“中间人物论”，已经牵涉到周立波的作品，我想，这个时候的周立波由于坚持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在时代的局限下，他采取了这样一个打擦边球的方法来创作。我以为，恰恰是这一批“中间人物”使周立波的小说创作达到一个峰巅。这一批短篇小说或许要比《山乡巨变》那部长篇的艺术价值更大。尽管我们已被《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塑造与语言成就而倾倒。但是，作为一部正面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三十年代后再来读，已经感到时代的局限。这种局限是作家个人无法超越的。听说周立波后来还写了反映社教运动的中篇小说《龙虎斗》，只是不见问世。我想：周立波当年没有让《龙虎斗》问世也是有他的理由的。但是，我一直想知道周立波在《龙虎斗》里都写了一些什么？
以纯粹的革命作家形象出现的周立波仍难逃过“文革”劫难。其中惹祸是因为一篇特写《韶山的节日》。应该说《韶山的节日》本身毫无问题，不想文中因提及杨开慧而惹恼江青，由江青一手制造了《韶山的节日》事件冤案。因为恶人的妒嫉而导致一位作家蒙难，这样的悲剧只有在政治黑暗的时代才会发生。我读周立波的作品，给我一种温润平和的感觉，只有读到《〈韶山的节日〉事件真相》一文，才读出他的一点激愤。我很遗憾周立波的过早逝世，我想，要是他能健康地活到现在，他将会是怎样地思考与写作呢?？
1987年秋，周立波学术讨论会在益阳召开，与会者参观周立波深入生活的基地竹山湾，年过八十的“亭面糊”被人拥到地坪中央发言，没想到老得混里混沌的“亭面糊”，拿起话筒只讲了一句便赢得满场热烈的掌声。他说：“周立波是个好人，作田很里手。”
(原载《中华散文》1996年第6期,《作家文摘》选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