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荣宝斋全体职工的业务素质，店里定期让董寿平给大家讲中国画知识。董把有关绘画史之类原原本本地编成讲义。“文革”中，他怕惹来“复古”的罪名，就把这些讲义烧了。

　　他还从长计议，为店里建立了资料库。荣宝斋每年买资料的预算，根据每年赚的钱的多少，由他来定。1953年就没有这笔开支，1954年计划了5000（万）元，还有一年9000元，还有一年2000元。所谓资料大部分是旧字画。门市收的是商品，也是旧字画，买下后见钱就卖。他这里是挑好的，只买不卖，明清的居多。那时便宜，90年代值5万元的，那时百八十元就买了。最贵的是1954年下半年买了一部日本的木版水印画册，花了1000（万）元钱，是最细的木版水印，里边有日本画、中国画，日本没多少宗教画。买了这以后，知道了日本最高的水平，有了自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超过它。

    刘九庵原来是约古斋的学徒工，掌柜姓韩。董有一套《千峰集》就在约古斋买的。刘很用功，解放后自己干，生意不好。董常照顾他。刘存着一部美术丛书，线装的，八函套，找到董，想以50块钱卖给荣宝斋。那时没人要，很便宜就卖。1965年以前的东西，差不多是白给。

　　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原来西四北边对着路西大白马有个胡同，胡同里有个很大很大的院子，里边全是抄家物资。那时抄家是日本投降，汉奸没动，解放以后，抄回敌伪的东西，都在那里。南巡图之类，都在院里风吹雨淋没人管，毁得多。副部长以上的去了，两块钱拿一件。康生的砚台在那儿弄得多，他也不懂真假，集得东西假的多。有的说康生从故宫拿得多，其实是从那个院拿的。纺织工业部韩纯德副部长，山西人，两块钱买了件清初叫什么晔的手卷，一丈长，问董，董说真的。

（任注：前几年拜访过韩纯德，看过他从这个大院买的瓷器。他说，这个胡同叫大觉胡同。我还实地调查过这个胡同，东西走向。这个大院座北向南，现在由金属回收公司单位和家属占用。韩纯德从山西调到北京后就住在这个胡同里的一个座南朝北的独家大院。他见从斜对门那个大院进进出出的车辆很多，许多车辆比自己坐的高级。有次北京市委秘书长，他的熟人，从里边买了个鎏金铜佛像，顺便来看他。说明情况，建议他也进去买点东西。韩进去一看，不知从什么地方集中来这么多旧的高级用品，光手表就占了一间房子。一张张大千的芭蕉人物画，就一两块钱，他买回挂在走廊里。还买了些镜框绣花、瓷器等杂项。有个高级将领从里边给女儿买了一架钢琴。）

    1956年，董从一个收藏家手里给故宫买了一张文天祥的字，是一封信，写得真好，付款3600元，90年代值几十万。

　　那时有些收藏家也很困难。朱一平是忠于满清的遗老，挑得东西非常好，都是明朝的。1927年,他收藏的1053个扇面，一齐卖给日本的黑田后觉了。日本后来也找不全这些东西。80年代，董在日本收藏家那里看到其中20多个好的，对他们说，这1053件可是重要，应赶快找，但是找不到。解放后朱一平住在南池子，很可怜的。董去看过他。朱是1955年前后死的。故宫许多好东西，都是经他儿子献给国家的。

　　董用不多的钱给荣宝斋收集了一大批宝贵资料。这也引起许多高层的书画爱好者的关注。陈毅元帅常去看，但决不拿东西，正派得很。康生也是只看不拿。可是有些人看见好的以后就说：“我借上回家挂一挂。”说话之间就拿上走了。有个姓傅的将军拿得很多。董见此状况，多次悄悄跟那些陪同人员说：“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动，因为再没有了。”劝解无效，他就给经理提了一声说：“买的好资料都叫人拿走了”。回答是，他们拿走了，将来也还是国家的。董心里想，既然这样，好歹我不买了。所以大跃进以后，他就不管这事了。不过留下的东西也很可观。直到1980年代以后，店里还经常拿出资料室的古字画加盖图章在香港等地出卖，创收不少。

　　他还为资料室制作保留了一两千张卡片，究竟这些东西后来有没有人会用，他也管不了了。

   1994年董寿平口述，任复兴记录

附记：董寿平给子孙也常讲康生、陈毅不拿荣宝斋东西的事。其孙董良达也叮咛我将此事写进他爷爷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