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晋绥边区种鸦片者口述中揭示出，1940年代晋绥当地“一斤洋烟糕换四十八斤小米，俺家的一人一天能割好几斤，可比种庄稼强。”有网友跟帖：“我们老家兴县是晋绥边区的首府，当年整个边区十来个县都在种鸦片烟，收割以后边区政府统一收购，然后卖给国统区，主要是卖给国民党的军队换银元的，我外公当年就是负责把收购回来的鸦片膏继续深加工的，将其放在大铁锅里熬制提炼纯度！”

　但在1930年代阎 锡 山主政晋绥时，广泛印发文书到每户，造产救国，明令严禁种植、贩卖、吸食鸦片，贩卖鸦片统统枪毙。与他政见不同的续范亭，鸦片瘾很大，有“老枪”的雅号。后来当了中 共晋绥行署主任，他们主政下的边区，成了大面积的毒区。小米鸦片加步枪，成了三大法宝。

  征兵、征粮、收鸦片，是晋绥边区农村干部的三大任务，因此他们得罪人不少，成了土改、整党运动中的石头，被“搬石头”运动踢开了，许多人被打死。据晋绥五寨县区长、“搬石头”运动幸存者赵登云口述: 1947年的“搬石头”运动，就是边区割罢大烟并收税之后开始的：“1947年割完洋烟，收了洋烟税，晋绥边区发了告农民书，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土地改革，整党。最后一句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把区、乡干部都调回县上工作团开会去了。”……多少透露出边区以鸦片为重要财源的细节。鸦片在边区财政收入中，占得比重一定很大，但红色党史，将这段花团锦簇的光辉历史，一笔抹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