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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娃河畔的生活 
周佩红 发表于 2010-4-3 10:39:00
丽娃河在1978年初春向我展现了它的姿容：美丽，安静，洁净。相信这是它最好的时刻。河水清澈，微寒的淡雾从水面上升起，河边并没有多少树，你可以一直望到两岸，那些绿树、草坪和典雅朴素的教学楼。我不清楚这条河的来历，当年它究竟属于一个俄罗斯流亡贵族的私邸，还是一个西班牙人所造的度假区的一部分，是否真有个名叫柳芭的俄罗斯姑娘在此散步或投河。作为一个粗枝大叶的中文系新生，我没有注意到茅盾在他著名的《子夜》里写它的一节：赵伯涛们怎样在这里灯红酒绿勾心斗角。也没有人来告诉我，在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个姓李的历史系教授不堪批斗受辱而在这里投水身亡。至于徐志摩和陆小曼曾在这里泛舟，我更是最近才从《丽娃河畔逸事》一书中得知。但“爱在华师大”的说法在上海的大学生中间确广为流传，谁叫它有这么美丽的河，以及越来越繁茂的树丛呢？只是，在我跨入华东师大校门时，这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丽娃河像是刚刚疏浚，流动的全是清水，校园的空气也新鲜无比，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我永远这么记得。
我考进华东师大纯属偶然。恢复高考时，我在插队所在地安徽省填报大学志愿，而华东师大并没有在那里招生，我填的全是省内大学。考完后，这所学校才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跑到一些外省去挑选上海知青考生。于是，一个深夜，录取通知书来了，摩托车开到我家弄堂，邮递员嘭嘭敲着门，大哥冲下去再冲上来大叫“妹妹考回上海了”，我却以为他搞错了。
我庆幸自己一回到上海就进入一个美丽的校园，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这适合我。我没有平那样的拼搏力和适应力。丽娃河静静的流水，安抚了我。
我们是倍受礼遇和宠爱的一群，“七七级”，校园里所有人都这么叫我们，我们所属的“八一届”倒好像被人忘了。我们实际是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入学，到一九八二年一月毕业，但我们是在一九七七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参加统一高考的。七七级，这名称时刻提醒着我们的幸运。
老师们，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中年讲师，和我们差不多大的留校小老师，全都用他们的话语和表情告诉我们：你们是华师大校园里有史以来最自觉、最有主动性、最爱学习的一届。受到鼓励的我们，于是在教室里把笔记做得更快更全，恨不能把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记下来（据说真有人做到了），小组讨论也更热烈。我们讨论过伤痕文学是不是真的该“不宜过多”（这说法最先由我班一个后来去哈佛研究岩画的男生提出，很快变成七七级中文系的流行语），讨论过鲁迅小说《伤逝》及与此相关的婚姻和爱情、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的关系，大家是那么激动，女生正方男生反方，有个捣蛋鬼悄悄放了录音机在桌子底下，争执刚停，录音突然响起，男生女生全都为自己方才激动的声音不好意思，然后爆发出大笑。
有人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开着录音机背外语单词，或一边晨跑一边背。有人能把古典文学课要求背诵的唐诗宋词一字不漏背下来，包括“上阙、下阙”的分隔。有人大一时就在为毕业论文选题做准备，每晚带一厚叠卡片去图书馆搜集资料。有人在教室上课时悄悄写自己的小说，准备拿出去发表。还有人一开口就是成语、成语，像得了成语强迫症。
同学中最年长和最年少的相差有十四岁，即，最大的进校时就三十二了，最小的才只十八岁。大家坐在同一个课堂里，感觉是有些怪的，代沟难免产生，据说有些小同学在大学四年中倍受压抑。但年轻者的活力和年长者的成熟，似乎在慢慢地互相渗透，有时，河边一个瘦弱的微驼的老夫子似的背影晃着，回过头来，却是一个嘴唇上汗毛刚刚重起来的小伙子。而那些在大草坪上为一只足球跑得飞快的男生里面，倒有好几个大年龄的，有的还刚当上爸爸。
刚进校时我们都穿得很土，言行拘谨。记得第一次班级活动，大家在草坪上合影，一个个面对镜头不笑——我们还没有互相熟悉。担任摄影的同学脸朝下端详着他那个120相机的取景框，边按快门边说：“怎么都这么严肃？”大家才都笑出来，于是摄影者又拍下一张。第二年，我们在同一地点以相同队列继续合影，两次的照片一比较，嗬，好多女生变了发型，再也不是紧巴巴两条辫子或一刀平的齐耳短发，多了柔美的发卷，羊角辫，菊花头，男生也不再是中山装或中式罩衫，而把浅色的衬衫领子翻在休闲外套外面，或一身球衫球裤。所有人身上都有了一种自如的现代的学生气质，是和校园外社会上的人有着区别的，但也有相似之处：那种处于百废待兴时期的向开放、希望奔去的人的精神面貌。
丽娃河
河岸边宁静的校区，像是浮在水上的花园。
七七、七八级学生毕业时，集资建造了这小小的碑，以表达对母校的感激之情。这个碑现立在丽娃河东的校区路口。
晨读图。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景象。
华东师范大学77级（82届）中文系2班全体学生及一位“小老师”。
丽娃河把华东师大校园分为河东、河西。河东是文史哲所在地，理科和体育系在河西。食堂也有东西两个。当我们提着饭袋，晃着叮当响的搪瓷碗和金属调羹向河东食堂走去时，真有点像是河东狮下山。
食堂可真是大，一个高屋顶的大平房，管几百上千人的饭。一开始它只有两套菜式，用统一的餐券领取，不是排骨青菜，就是白菜荷包蛋，大四时才开始有小锅菜。两只窗口前经常排长队。等候的场面和尚未开始的交谊舞会相似，你看我，我看你。有一种公认的说法：外语系女生最时髦漂亮，因为她们最“洋气”，中文系女生往往神经质，政教系学生大多是干部面孔加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的劲头，历史系则多冷面幽默的老夫子。不管这说法对不对，反正，在一段日子过后，就会有这个系的某男生悄悄写信给那个系的某女生，或那个系的某女生收到外系素不相识的某男生的信，而在食堂里用目光悄悄寻找的事情发生。到了后来，食堂在晚饭后或星期天真派了舞会的用场，可满屋子赶不走的饭菜味，还是煞了一点风景。
校园里的路名我已经忘了。路旁绿树成荫，路上可以行车，但汽车自行车很少，我们常走在道路中央，三四个人，肩并肩，白天背书包去文史楼上课，中午、黄昏提热水瓶去食堂打开水，晚上拿钢笔笔记本卡片去图书馆看书，要看得晚了，就结伴往直通校门的大道出去，穿过中山北路，在外地人开的小吃店里买一碗小馄饨或几个锅贴当夜宵。
绿草坪，我们大一时常去。一大早，踏着露水，男生女生们围成个圈，一只排球被大伙平伸出来的手臂垫过来垫过去，偶尔有人跳起来扣球，圆圈就散了形，大家都去找这只球。大二以后人就懒了，偶尔看着别人玩，自己已起不了那么早。
我们住在“一舍”——第一学生宿舍。它紧挨着学校正门，在一块大草坪后面，与我们上课的文史楼遥遥相望。如果睡了懒觉，一骨碌爬起来飞奔到文史楼315 教室，估计还不会迟到。现在它已经拆掉，它太老了，木头窗，水门汀地，也许是从前的大夏大学留下来的。男生住底楼，女生住楼上，在通向女生楼道的楼梯口墙壁上，不知谁用墨笔写了“天热，男生禁步”在墙上，而女生下楼却不得不经过男生寝室。
礼堂也是老的，旧的，门眉呈三角形，上面有一只石刻的五角星。我们在里面听过无数次报告。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有那么一次，天还没大亮我们就从寝室里给叫下来，揉着睡眼，在这里看了一部美丽而血腥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
体育课要到河西的操场去上，四个班一起上课，男女生分开，但彼此能远远望见，每个人都可以肆意地向自己喜欢或暗恋的某个异性同学投注目光，后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上体育课总那么起劲，站得那么直，跑步那么精气神十足。
我曾和要好的女同学一道，在没有课的下午穿过校园，从西校门出去，到隔了一条小街的长风公园去温习功课。公园里那时几乎没人，整个银锄湖都是我们的，但我的注意力总是从复习资料上移开，转到静静的湖光、山色、树影上。那后面不远处就是我们的学校，像是公园的一部分。
一个黄昏，我站在丽娃河的一头，望见另一头河中央的一座小岛。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夏雨岛——华师大赫赫有名的另一标志，和丽娃河齐名，因学校前身大夏大学的校训“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而得名。但它看上去很小，人工痕迹也很重，不禁让我感到失望。
文史楼，砖石和黑木的结构，华师大最老的建筑之一，我们在它的三楼315 大教室里上七七级四个班的大课，自由就座，有时也在这里自修。
施蛰存教授来了，褐色提花的丝葛中式对襟上衣，斯的克，头发中分梳向两边，油光光的，确有一点点鲁迅讲过的“洋场恶少”之遗风，却是我喜欢的。他有七十岁了吧。第一堂课，他出对子给我们对，又让我们标古诗的平仄声。他不用现成的教材，也不用教案，教材全在他脑袋里。一篇《项羽本纪》，他说书似地串讲下来，解词，训诂，文学，历史，理论，全在里面，让我们听得出了神。在今天，这该是研究生的上课方式吧。他要我们下课时向他质疑，他当场就解答，可惜，我很胆怯，只远远看到一两个勇敢的同学上去向他请教。
出现在这间教室里的有魅力的老师，我仍能记得一些。许杰老先生微胖的身躯，慈祥的表情，江浙一带的口音。徐中玉教授的清癯俊朗（我们都说他是个很“灵”的男人），他严谨的文艺理论阐述。钱谷融教授的大眉毛，和气的表情，分析《雷雨》人物的性格命运时那份细腻和多情。倪蕊琴老师温柔清晰的讲述——她的大家闺秀气质是我们领略俄罗斯文学之美之高贵的前提。王智量老师激情洋溢，镜片后他的眼睛像在热切注视着每一个学生，是他把俄罗斯文学的精髓提交给我们。王铁仙老师，随和中藏着学者的骄傲，当他浓重的绍兴口音讲述到鲁迅的《伤逝》，随和一变而为诗情，内敛，投入，全教室都跟他走进一个爱与不爱的复杂伤痛的人性世界。朱川老师她总是两手相握，安然地望着我们，语音比电台播音员的更标准、悦耳、有亲和力，上她的现代汉语课是一种享受。冉忆桥老师，她诗意的名字先把我们震住，然后是她活泼的梳着两条辫子的姿态，清亮的嗓音，仿佛她仍是一个女大学生，学生话剧团的台柱，她正在师大礼堂的舞台上朗诵诗篇。
其他小教室供各班上小班辅导课。都是一些青年教师来上，有的比年长的学生还小。教现代汉语的小史老师，说话爱脸红，是一个梳两条小辫子的美丽而严肃的“小姑娘”。教写作的小李老师，黝黑，爱笑，有发亮的眼睛，他在每个学生的作业上用红笔认真批改，就像中学语文老师那样，划出好句，勾掉赘词，添加标点，给出评语。对我的一首短诗作业他批道：“换韵过多。”在另一篇写校内清洁工的通讯报道作业的右上角他鼓励道：“本文写得有激情，层次层层深入，一气呵成，结尾有力点，明显是好文章。”随即又提醒我：“涉及人名时好几处‘开天窗’，说明采访应细一些。”他还会另纸写上他的商榷，先肯定，然后就题目、结构提建设性意见。这要花费他多少时间！毕业几年后我做了编辑，在给作者回信时，总会想起他认真的评语。当然，他不会记得这些，如今他已是沪上有名的影视学专家。
他们不会要求我们记住他们当年的教诲，那情景和细节。这些是自然而然地留下来的。像春风一样“风人”（吹拂他人），像夏雨一样“雨人”（浇灌他人），此之谓也。
学生们基本上都住校，除个别已成家的年长学生。当这些做了爸爸的同学回校，他们的衣襟和袖口上有时散发出炒菜的油味，一种世俗生活的气味。这是我不愿闻到的气味。但每个周末当我回家，看到的也必然是这种情景，妈妈和祖母欢欢喜喜地给我做好吃的菜，嘘寒问暖，然后慢慢回复到她们日常的哀愁和烦恼中去。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的珍贵，我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大多来自书本，以及我们美丽浪漫的没有人间烟火气的校园。丽娃河迷惑了我。我曾希望自己一直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拿一本书，向教室、图书馆、大草坪走去，与校外嘈杂的、纷乱的、充满生存烦恼、无聊争斗和琐屑欲望的世俗社会永不搭界。
今天我仍会遇到这样的中文系女生，为了晚一点进入她害怕的、不了解的社会，宁愿一直考研，硕士，博士，或远走他乡继续深造。这当然也是一种生活，却也可说是某种回避。丽娃河畔就像象牙塔，玻璃城，我们从外面望进去，或从里面看出去，一切都具有虚幻的美。
在校四年，校规里一直有这么一条：学生在校期间不得恋爱。在这奇怪的不合理的条文之下，我们的老师们微笑着祝我们人生幸福。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我们快要毕业时，都意识到丽娃河并不是一个学生一生一世可待的地方，我们必将踏入更复杂、深刻和本质的生活。
我们坐在315 大教室里，填写一张大四学生调查表。其中一栏：毕业后你最想做的事。不知道别人怎么写，我写的是：和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那时，我已迫切地想要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我还不清楚它会是怎样的。
我们住过的第一宿舍已拆掉，现在成了停车场。
礼堂，学生听报告、看电影的地方。过去我们在这里看推理片《尼罗河上的惨案》。
 校园里总是消息不断，昨天有昨天的，今天有今天的。
夏雨岛，春有草木，夏有鸣蝉，是从前大夏大学留下来的景致。
文史楼已修缮一新。最难忘里面的315大教室，四年中我们一直在那里上大课。
一个学生不可能一生都坐在丽娃河边，但这无疑是最能留给人美好记忆的地方之一。
美丽的校园路，终还是要通往真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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