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参加了一个中学同学的告别仪式。

这是我们中学班级里第一个离去的同学。

印象中的他，一张圆圆脸盘，永远显示着谦和的微笑。他出身军官家庭，可是除了4年中学从不离身的旧军装外，他的身上丝毫没有兵家子弟的样子，总是露出文弱书生的模样。刚进中学的时候，他常写一些《满江红》、《念奴娇》之类模仿太祖的旧体诗词，还记得他还用很工整的字体将其中的一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今天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那个本子。

他喜欢读书，是当时参与图书传阅的成员之一。不过这对他的功课好像一点帮助也没有，他的成绩即使在我们那个班级里也是排在后面的。他喜静不喜动，和我们当时大多数同学的习惯相反，从来不参与任何的体育活动，不跟着我们去看球、打球、游泳。同样，他作为一个响当当的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也丝毫不热心参与社会活动，加入红卫兵好像也很晚。

他很好说话，很随和，和所有的同学都和得来。由于他的特殊的姓氏，很快被起了太多的外号。最重要的就是当时放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里的车间主任、苏格拉底。他家就在路边，住房还算宽裕，我们在下午的不上课的时候，往往就逛到他家里去打牌、闲谈。

中学毕业后，他和我进了同一家公司，不过在不同的工程队，也干同样的木匠活。他那副文弱的样子，戴上安全帽拿上工具箱，还是一点不像个木匠。手艺也是马马虎虎，还是很少参与各类社会活动。

后来就联系得比较稀少了。

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几十年。在中学同学毕业30周年的时候，我被他的乌黑乌黑的脸色吓一跳，而他讲的话更使人发凉：“我现在就是在等死呀。”

原来80年代的时候他得了急性肝炎，由于发作很凶猛，医生算是照顾他，特意为他注射丙种球蛋白之类的“高级”药品。想不到那批药品恰好是被污染的，由此他染上了丙型肝炎，久治不愈，到90年代已经严重肝硬化，引发了几次严重的消化道大出血。单位的工作是没有办法继续了，只好借调到保安公司当保安。

2006年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从外地返沪的火车上，突然接到一个中学同学的电话，说是在电视上看见了我们这位老同学。是在电视台的爱心求助热线节目，说是有家医院同意给他做肝移植手术，急需费用。隔了一天，我们班级的一些同学聚集在一起，凑了些钱，送到他家里。

他的家还是他当年结婚的时候父亲单位增配的，两房无厅的工房，还是结婚时的装修，家具也都是结婚时的，电视机是那种有一长排换频道按钮的老式彩电。

我们还是按着中学的习惯，和他说说笑笑。但出来后心情都很沉重。我自己单位的一位领导就是死在肝移植手术台上的，每个同学都知道这是他一生中做的唯一一次命运大赌博。

两个月后，手术进行了。医生说肝移植手术是成功的，可是麻醉出了点问题，从进入手术室后，他就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

以后的两年里，他就一直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唯一的女儿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的喜讯，他也无法听见。直到上个月去世。

我们几十个人聚集在殡仪馆给他送行，他躺在那里，干瘦的身形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模样，只有挂在那里的遗像，还是一如既往的看着我们。

都说好人一生平安。这位同学是天大的好人，老实人，为什么他的人生道路却是这样的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