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
主编：王希，姚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这是一本主体是在美国当上了教授的中国历史学者的文集。因为这本书里的作者有4个大学同学，主编之一送了我一本，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拜读了一遍，蛮好玩的。

一共是30位作者，除了3位作者研究领域为美国史、欧洲史外，其余全都是研究中国历史或中美关系的。想想这大概是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的现象。一般来说，研究本国历史，总是以国内研究为主；到国外求学，当然是以研究所留学国家的历史为主。

就像大多数事情都是中外不同一样，这也是一例。想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很早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史学主要研究领域，有了很多的积累，也有很多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者；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自己的历史研究禁区太多、地雷密布，导致研究的普遍水平实在太低，远远比不上外国人对我们历史的研究，学人们只好负笈远行，“曲线求史”，借他山之石来攻本国之玉了。

30位作者的撰写角度有太多的不一致性，回顾自己说来大体惨淡的留学生涯占了主导的内容，对于发现了什么本国的历史，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冷门来说有研究中国近代体育史，有研究中国妇女史，研究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等等。最热门的，是研究中美关系，读来印象最深的，是这段：

“我的书稿（《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之形成》，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最后形成中心论点是，中国之所以派兵入朝参战，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决策者跨过三八线的决定对中国安全利益所形成的严重威胁，而有着远为深广的内外因素在起作用。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来看，毛泽东之所以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除了保卫中国东北边境安全的考虑之外，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应对新中国立国之初便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他的思路则集中在如何通过高举革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将朝鲜半岛的危机局势转变为实现广泛国内政治动员的新源泉，从根本上加强中国人民对新政权‘合法性’以及中共宏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造计划的内在支持与认同，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中共对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控制并实行革命性改造的历史进程；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必须参战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更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轻视。在这一参战逻辑的背后，则有着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独特的‘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对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的解读——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希望用中国在朝鲜战场获得‘辉煌胜利’的事实来证明，中国人民是真正‘从此站起来了’。”

——陈兼，见该书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