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

不过就在这9月头上，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差点摔死，在这生日的夜晚，感觉自己所在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实在工作太危险，还是改换一下比较好。

决心下了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家里过去哥哥姐姐的老课本（自己的课本早就扔掉了）拿出来，每天晚上花4、5个小时做数学题目。没有为了参加高考请过一天假。

报名以前，我所在的局为了防止过多的报名，自行组织了一次测试。记得那次测试的成绩挺不错，增强了信心。不过11月份就要考试了，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学过的物理、化学实在是来不及了，还是报考相对容易的文科算了。从此“一失足遗成千古恨”。

上海那年高考似乎是在11月10日开始，记得到考场的时候，门口有大批的围观市民在那里对进入考场的人品头论足。两天考下来，数学、史地都考得很得意，尤其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好多人在打听“我国最近发现的大油田”那个题目，只有我是答出了“华北油田”，不由心中窃喜。考完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女跳水队员》。

77年高考仍然沿袭了60年代以来的传统，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所以一直等到录取通知下来，才真正松了口气。

虽然号称是“77级”，但实际上到学校报到是在1978年的2月。这样就开始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的生活。

同学们

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79级，堪称共和国高教史上空前绝后的几届大学生。这里集中了太多的十几年沉积下来的“读书种子”，很多同学在进大学前已经是作家、编辑、记者、书法家、摄影家，等等，有了很多发表的作品，已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尤其是在这十多年里培养出自己的看问题的眼光，有自己独立的立场。

我当然不在其内。像我这样70年代毕业的中学生，连个完整的小学都没有读过，在这个年级里只是小字辈。比我更小的还有74、75、76届中学毕业生（上海从我们这一届中学生开始把中学的学制改为4年制，而1977年考虑到恢复高考的因素，把预定在1977年毕业的77届中学生延长一年，因此参加首届高考的年纪最小的学生是76届中学生），在整个年级里人数很少，属于“追随者群体”。

年级里自然成为核心的，是“老三届”，即66、67、68三届高中生，他们已届“而立之年”，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很成熟。而66、67、68、69初中生，则构成了年级的中坚。

在一个寝室里，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相差至少10岁。在学习上、生活上，年纪大的老三届同学很自然的就成为领导者，实际上起到了我们现在学校里设立的“导师”的作用。

记得我们年级里有一位66届高中生，原来在农场的时候就通读过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后来上调到中学当老师，给全市的“工人理论队伍”做过学习6篇马列原著的辅导。他对《资本论》非常熟悉，有一次在闲谈时，他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说起过的一个观点：居住条件恶劣导致道德败坏，并用他当年所在中学为例，说是因为学生家庭居住困难，造成学生里性过错发生率非常高，每个班级都有打胎的女生。说来惭愧，我对《资本论》一点不熟，可是对于这一段却是看到过的，而且后来在工作中也亲眼观察到这样的情况。于是我们两个谈的非常投机，引得旁边的同学也听得津津有味，大概回到寝室里还加油加酱的传说了一通。于是就有阶级斗争观念强的同学去揭发我们在谈论不健康的事情，立即被警惕性更高的学校领导作为年纪大的同学在“腐蚀”我们年轻一代的纯洁心灵的典型事例。指导员来找我谈话，企图要我来做个重要旁证，开导我出面来揭发这件事，可是我平时一贯习惯于胡说八道，对于这次交谈实在是一时想不起来，一口否认有这件事。耐心的指导员足足缠了我一个小时，最终只好悻悻作罢。不过后来还是在大会上不点名的把这件事说了又说。那位同学经历过的政治风浪太多了，对此只是冷笑而已。不久他就考上了另一个大学的研究生（首次报考研究生时允许在读的77级大学生报考），离开了我们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