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今年10月30日，是夏衍先生诞辰110周年。据说早在今年年初，有关方面就开始行动，准备以夏衍故居为核心，打造一个大规模的“夏衍电影文化特色街区”。为此，当年投资1600万元巨款的杭州汽车东站，在运行不到20年就被拆迁。许多老乘客为此而感到心痛，纷纷前来摄影留念。

以开发旅游、发展经济为借口，把纪念文化名人与土地拆迁结合起来，乃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我不知道这样做于国于民有何益处，但总觉得对于“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应该是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发掘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的教育意义；否则即便是大规模搬迁和大手笔投入，也会让事情变味。

著名学者陈平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胡适讲座”，引起世人的关注。这是1949年来北大学术交流首次用“胡适”冠名。5月13日《南方周末》甚至用“魂兮归来”表达大家的愿望，可见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好事。

细想起来，胡适与北大还真有许多不解之缘。第一，胡适的生日为12月17日，北大曾经的校庆也正好是这一天，就好像是上天的安排一样。第二，早在1917年春夏之交，胡适就接受蔡元培、陈独秀邀请，从海外归来执教于北大，并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三，南京政府成立后，北大被贬为“北平大学”的一部分，教授的薪俸还不如政府的一个科长，于是胡适提出利用中基会振兴北大的方案，其中包括在北大设立“研究教授”(年薪4800至9000元)等内容。第四，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赢得广泛赞誉。地理学家张其昀说：“三十年来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为中外所公认，今后在先生领导之下，确立学术自由的尊严，料想异卉争妍，烂漫向荣，其盛况定属空前。”(《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第38页)语言学家丁声树说：“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国的建设，将更重大而艰难，于此何幸得先生的伟大领导，教人如何能不感奋，能不高兴！先生的学风，先生的襟度，其肫笃伟大只有蔡先生可以比拟！”(同上，第39页)哲学家贺麟说：“先生长北大之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
……

1934年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以儒家的“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以蒋介石的“三化”为行动指南，其目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场“改造国民生活形态以及行为模式”的教育运动。

蒋介石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所谓“生活艺术化”，是以“艺术”(包括中国古代的“六艺”)为国民生活准绳，达到“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谓“生活生产化”，是以“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为非礼，不劳而获为可耻”的教育，达到“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之目的。至于“生活军事化”，则正如蒋介石所说：“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他还说，“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可以与敌人拚命”……也是生活军事化的内容。

　　一、100多年前的世博会

　　陈光甫，1880年12月17日生于江苏镇江的一个商人家庭。据说他幼年体弱多病，直到七八岁才会说话。12岁时，他父亲因经商失败，带全家去了汉口，在一个“报关行”谋生。“报关行”是专门替商家向海关填写货物清单并履行纳税手续的机构。当时中国海关由英国人管理，报关单必须用英文填写，再加上英国商人在华势力雄厚，年轻人精通英文将助于个人发展，因此陈的父亲很早就让他学习英文。

　　陈光甫十五六岁也进入这个报关行当了学徒，一干就是七年。在此期间他事事留心，获得许多商业与金融方面的知识。比如他从出口货物中得知中国土特产销往哪些国家，从进口商品中看到中国人需要哪些洋货，从货物包装上看出运输的工具和方法，从报关行垫支的货款和交纳的税费中发现商业融资的重要。这一切，对陈光甫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

　　1898年，陈光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汉口海关，从事邮政业务。他不仅工作勤奋，而且还注意到海关在录用人才、培训员工、奖励惩罚、退休养老等方面，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记得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指出：要想破除陈规陋俗，必须用“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在这方面，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由此可见，当时的陈光甫已经看到东西方社会在制度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

作者：智效民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接触到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中正大学的胡先骕，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打下很好的基础，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人格风范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非但没有继承，反而在全面否定后将它们全部抛弃。这就使现代学术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了。学统的中断，让我们迷失方向，走了很大弯路。因此我觉得有义务尽快梳理一下他们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为新世纪的教育改革提供某种借鉴。

在我看来，这些老校长做人做事虽然各有千秋，但他们却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我把这些特点概括为“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没私心，有魄力”等几个方面。这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如果与具体事例结合起来，也能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出问题，找到差距。

一、“懂教育”的含义是：一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二要摒弃官本位意识

一谈到“懂教育”，人们往往在管理层面考虑较多，而对管理者的定位以及学校的职责关注不够。其实，懂教育的含义一是要有正确的教育观念，二是要明确的自我定位。

智效民

李培根校长因为在毕业典礼上发表风趣、“另类”的讲话，被学生戏称为“根叔”。他的讲话传向社会以后，也引起很大轰动。“根叔”演讲的题目是“记忆”，但是这种讲话内容和讲话风格，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记忆中却十分罕见。因此我以为，一个大学校长，能够放下身段，用自己的真知、真诚、真情，向学生讲了那样一番真话，很不容易。

说“根叔”很不容易，首先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

采访/谭山山  图—赵钢/新周刊

智效民：学者，1946年生于太原，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教育问题研究，著有《八位大学校长》、《六位教育家》、《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等。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能上成大学，下乡插队回城后曾做过小学、中学教师，后供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导语：中国大学的好时光太短了，也就短短30年时间。而且这中间有多少次战争啊，大大小小的战争。但就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大学培养出多少人才！

我们目前的教育研究，可以说是滞后的；而我们的教育状况，则是堪忧的。改革开放是从教育开始的，恢复高考嘛；但进入80年代以来，教育没有多大变化，反而越来越僵化、保守，开倒车，回到了不知道什么年代。我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后来我有一次跟教过的学生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在我当教师的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教育。

我的《八位大学校长》一书里写到了民国时代的八位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竺可桢、任鸿隽、胡先骕。之所以写他们，是想为当代教育提供借鉴，看看今天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八位大学校长确实有典型性，但其实相对于今天而言，几乎所有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都值得谈，而他们所提供的借鉴，应该是全方位的。

什么是大学？

　　清末民初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仅仅在学术思想界，就涌现出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一大批优秀人物。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我们这个时代理应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何况当代家长的望子成龙之心，比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教育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的这个判断是在阅读当年的历史资料时逐渐形成的。最近看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其中有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写的部分日记，又给我添了新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