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茅盾和赵丹为什么要去新疆

盛世才的表现不仅受到中共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也引起左翼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从1937年10日开始，原《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多次进入新疆，根据《新疆日报》（该报负责人也是联共党员）对盛世才的吹捧，写下一系列通讯。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后取名《三渡天山》，以后又改名为《盛世才与新新疆》，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杜重远，名乾学，号重远，1897年出生于奉天怀德(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农民家庭。他年轻时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制窑技术。在校期间，他曾回国参加收复旅大的反日活动。毕业后，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倾尽全力发展我国的陶瓷生产，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的垄断局面，成为东北地区颇有名气的实业家。随后，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还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本的交涉等事务。“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了宣传抗日救国，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一带。在此期间，他结识共产党孙达生和《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前者使他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者则督促他写下许多有影响的文章。

1933年12月上旬，国民政府以 “言论反动，思想过激，诽谤党国”等罪名查封了《生活》周刊。第二年2月，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自任主编和发行人，继续《生活》周刊的事业。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难，被上海当局查封。杜重远也因此获罪，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监禁。1936年初，张学良曾化装赴上海监狱探望杜重远，杜向他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杨虎城、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不久，杜提前出狱，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曾经推举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进入行政院，组织过渡政府，可见他的名望之高，以及中共领导人对他的信赖程度。

抗日战争开始后，杜重远在太原见到周恩来等人。经过长期交谈，他们达成共识，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中苏联合，而新疆既是中苏联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1937年10月，他与周小舟抵达兰州转赴新疆，受到盛世才热烈欢迎。盛世才请他留在新疆，他因为想去抗战前线没有答应。11月初，他返回武汉，把在新疆收集到的材料写成长篇通讯公开发表。后来，这些文章由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就前面所说的《三渡天山》。

其实，杜重远二渡天山是在1938年6月，启程前他在武汉又多次拜访周恩来，估计此行曾受到周恩来的重托。这时，杜重远已经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了，因此他在新疆只住了几天就匆匆赶回武汉开会。1938年10月，杜重远应盛世才邀请又三渡天山，去迪化参加第三次全疆各民族代表大会。杜重远从新疆归来不久，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终于携妻子到新疆安下家来。1939年1月，他被盛世才委任为新疆学院院长，正式开始为盛世才效力。

新疆学院是全疆最高学府。在此之前，中共已经派林基路等人先后到这里工作。杜重远上任后，担任教务长的林基路被调往外县工作。为此，他宣布要继承共产党人给学校留下的传统，继续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按照抗大的教学方针办学。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杜重远多次回内地聘请人才，其中就包括茅盾和赵丹等人。

1938年7月，正在香港的茅盾因为他所参与的《立报》办不下去了，便想返回上海。不久，茅盾遇上杜重远。当杜告诉他“盛世才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思想也很进步，……与延安方面的关系也不错”时，便有些心动。这时，曾经与杜重远一同去过新疆的《立报》总经理萨空了知道茅盾想要离开香港，也怂恿他与杜重远去新疆工作。过了几天，杜重远把《三渡天山》送给茅盾。茅盾看到“书中把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描绘得一片光明”，便动了远赴新疆的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大放心。他说：“杜重远三次进新疆所看到的究竟有没有假象呢？这件事必须慎重。于是我去找了廖承志。……然而廖承志说，我也不太清楚新疆的情形，杜重远可能说得太好了一点，不过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其中就有你认识的。”听了这话，茅盾才下了最后决心。过了几天，杜重远送来盛世才的一份电报，表示热烈欢迎茅盾和张仲实前来共同建设“新新疆”。

张仲实是生活书店总经理。他去新疆，是应邹韬奋要求，到那里开办生活书店新疆分店的。我手头有一本他与沈志远合作编写的小册子，书名是《二十年的苏联》。该书于1937年10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当时全民抗战已经开始，他们却把十月革命20周年当作“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大事”（见该书《序言》），热情地歌颂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如此，那么书中的内容怎样呢？

我注意到，在《新宪法》一节中，该书这样写道：“苏联新宪法是由斯达林一手制成的。修改旧宪法，是由斯达林首先提议的。新宪法草案是在斯达林领导之下起草的。后来把新宪法草案提交全苏联第八届苏维埃非常大会通过时，也是由斯达林作报告的。而且近十余年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奠定，莫不是在斯达林领导之下完成的。因此，苏联民众和刊物，把新宪法叫做‘斯达林宪法’。”（见该书第139-140页）由一个人包揽国家宪法的起草和制定，既是斯大林的“首创”，也是他对人类文明最粗暴的践踏。该书对此津津乐道，盛赞有加，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据茅盾晚年回忆，除了在香港遇到困难外，他去新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新疆与苏联比邻，可以找机会送孩子去那里留学；二是如果新疆当局果真像杜重远说的那样，可以建设成一个进步的革命基地，那么“我能为此事业稍尽绵薄，也是我应有的责任。”

无独有偶的是，赵丹也是在看了杜重远的那本小册子以后，才萌生了前往新疆的念头。

赵丹自幼酷爱艺术，1932年成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员。第二年，他与王为一、徐韬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左翼剧联。不久，他因为主演《时代的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而蜚声演艺界。抗战爆发后，赵丹从上海经武汉来到重庆，曾与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同台演出话剧《全民总动员》，进一步掀起全民动员、共同抗战的热潮。此外，他主演的《阿Q正传》、《为自由和平而战》等剧目也引起很大轰动。正在这时，他看到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宣传材料，希望在中国也能建立这样的表演体系和规模宏大的剧场。不久，他又在生活书店举办的全国报刊展览会上，看到对《新疆日报》的宣传，其中包括新疆学生组织话剧比赛的消息，也非常兴奋。紧接着，他又在杜重远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中看到，“盛督办”不仅实行“六大政策”，还聘请苏联专家，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再加上他听说茅盾等人已经入疆，他自己也想找机会去苏联学习，便决定也要到新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