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界之所以沦落到这种地步，与以下几个问题有关：一是漠视真理的思想观念，二是权力依附的人格取向，三是无视兴趣的教育过程，四是官学勾结的寻租体制。

智效民

在全国政协最近召开的“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说：“科技造假，比豆腐渣工程还要容易搞。”甘先生还是中科院院士，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他指出：“科技战线腐败的危害，不仅仅会给国家带来资金上的严重损失，更加严重的是它将会败坏科学技术领域的传统和作风，腐蚀了这支队伍，其后果将不是几个项目，几项任务，几亿金钱，而是一代人的素质和形象，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能不能正常发展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如今的学术腐败，已经不仅仅是科技造假，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学界漫延扩散。因此有人把这种学术腐败归纳为十种表现：一是粗制滥造，拼凑抄袭；二是造假浮夸，虚假引进；三是“跑部钱进”，钱权交易；四是近亲繁殖，学术LUANLUN；五是师生沆瀣，互相利用；六是内定奖项，关系评审；七是买卖论文，互搭便车；八是热中社交，注重创收；九是学霸横行，排斥异己；十是派系恶斗，互相倾轧。对于这种状况，著名华裔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邱成桐气愤地说：“在中国，他们搞的根本不是学术，而是权术！” 他还说：“作假抄袭不是浮躁的问题，而是整个道德的问题。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量产生，影响了中国的声誉——不但是学问的声誉，也是国家的声誉——这是国家的羞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我看来，中国的学术界之所以沦落到这种地步，可能与以下几个问题有关：一是漠视真理的思想观念，二是权力依附的人格取向，三是无视兴趣的教育过程，四是官学勾结的寻租体制。

一、 漠视真理的思想观念

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创立，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从蔡元培入主北大、胡适等一大批欧美留学生从海外归来，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央研究院的成立，都为这个体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学术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真理，因此学术界历来被视为一方净土，学者专家也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如果学术界和官场一样贪污腐败，学者也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那么，从什么时候中国学术界开始漠视真理的追求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想先讲一件被人遗忘的事。 1948年，正当国共两党在内战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在藤影荷花的清华园里，却正在开展一场通才教育大讨论。参加了这场大讨论的，有大家熟知的潘光旦、冯友兰、陶葆楷、梁思成、钱伟长等文科先生和理工科教授。当时，冯友兰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的一个科室；大学是传授知识的部门，是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是独立的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这说明学术研究只服从于真理，而不应该受权力或利益的支配。但可悲的是，没过多久，中国的大学就走上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的大学，一方面要臣服于权力部门，被纳入盘根错节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又要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成为金钱的奴隶。除此之外，它还负有改造学生思想、监督教师行为的责任。至于真知的传授，真理的追求，却被完全置之脑后。

在这次演讲中，冯先生之所以要辨析大学的功能，是为了说明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追求真理的人，而不是为了制造会说话的“机器”、不会思考的奴隶。到了上世纪80年代，冯先生对这场大讨论仍然念念不忘。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最近，有人以学习美国社区大学为由，鼓吹要把大学办成职业学校。这不仅反映了当今学界急功近利的心态，也暴露了掌权者对学术的无知，对真理的漠视。

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完全是非功利的一种智力活动。早在上个世纪之初，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就尖锐地指出：自清末以来，虽有“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却不过是饰己炫人、挟术问世、“为利而学”罢了。这就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术界，中国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所谓“为学而学”，就是只服从真理而不计利害。后来竺可桢也说，有人以为西方文明“是科学造成的”，因此许多人以为中国只要掌握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便可以迎头赶上世界潮流。殊不知由于我们缺乏西方科学家那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因此所谓科学技术的引进，只能产生南桔北枳的结果。如今学术界种种腐败现象，说到底是“为利而学”的结果，是缺乏“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的表现。

这里所谓“为利而学”，不仅是当年洋务派固守的理念，也是当今学界最显著的特征。不同的是，当年的洋务派之“利”，还有富国强兵等内容；而如今的那些学官和伪学者们，却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不顾。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才会造假成灾，剽窃成风。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居然从国外买回芯片，雇上民工打磨掉人家的标志，当作自己的产品，申报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骗取政府一亿一千万元，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更可怕的是，韩国发生类似事件是要入狱判负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的这种事情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是学术腐败越来肆无忌惮地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二、 权力依附的人格取向

除了漠视真理的思想观念外，学者们依附于权力的人格取向，也是学术腐败的又一原因。

与古代社会依附于权贵的门客不同，现代社会的学者，应该是独立于权势集团的自由职业者，因此冯友兰才在1948年的演讲中反复强调，现代大学是不依附于政府等权力部门的独立的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在这里，师生们奉行的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然而，冯友兰话音未落，清华大学就因为政权易手而改变了办学方向，并成为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这种改变意味着“人”的培养已经结束，“机器”的制造将要进行。

为了适应这种体制，就需要树立一个真理的化身，供大家顶礼膜拜，而不需要搞什么学术研究。年轻的学生很容易误导，成年教师却会持怀疑态度。于是，名为“洗澡”而实际为洗脑的思想改造运动便开始了。当年在清华读书时号称“吴（宓）门三杰”之一的贺麟，后来是北京大学教授。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这方面也有非常痛苦的经历。据他的同事杨子熙回忆：“……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会通集》第31页，三联书店1993年版）即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当贺麟听到苏联专家把康德、黑格尔诬为反动哲学家时，也要义愤填膺地说：“这简直是侮辱圣贤！”（同上，第301页）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唯心主义大师，到了晚年却莫名其妙地成为一名唯物主义战士。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贺麟就在谈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就说过，尽管政治是“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但由于自由独立的学术是培植自由独立人格的根本，是建立独立自由政治的源泉，所以学者应该像肩负“守土之责的忠勇将士，须得拼死命以保卫祖国一样”，来维护学术的自由和独立。否则，政治就会被奸雄霸主所左右，陷入腐败衰朽的地步；政治工作人员也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依赖于人的玩物。他还说，学术和政治应该是体和用的关系，“一个政府尊重学术，无异于饮水思源，培植根本。假如政府轻蔑、抹煞、鄙视学术，那么这个政府就渐渐会成为‘不学无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恐怕不久也就会塌台的。”（《文化与人生》第246-248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正因为如此，那些“不通世故”的知识分子才因为坚持上述信念，或是被投入监狱，或是被打成右派。这就使更多的人放弃真理的追求，成为噤若寒蝉的依附于权力的顺民。

除了政治运动和专政手段外，在物质上实行严格控制并限制人身自由，乃是迫使知识分子依附于权力的又一手段。1949年以前，知识界是流动的，当时的社会为知识分子留下很大的选择空间，他们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学问，而不需要刻意巴结领导，搞好人际关系。当年甚至还有这样一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还有老八路”。这说明一个学者的思想即便不能为当局所容，也还有其他出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安排到各个单位。如果要想离开，必须有领导批准、组织人事部门同意，才能办理调动手续。这种单位身份所有制使本来是自由之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为权力所驱使，要看领导眼色行事。另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和户籍粮票制度，与单位身份所有制结合起来，也成功地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在这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独立人格，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的待遇是提高了，但是并没有真正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那些管事的人就像奴隶主一样，总害怕知识分子拿了钱不干活，于是就制定了非常严酷的把学者们压得喘不过气考核制度。我听说一位大学教授曾经痛苦地表示，面对繁琐的层层考核，他觉得就好像有人用手枪逼在自己的后脑勺上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清静的心态去研究学问，谈何容易！由于考核标准定的太高，而且毫无道理，致使不少大学教师和博士硕士学会了弄虚作假，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从表面上看，这是个人的道德操守问题，但实际上是逼良为娼的考核制度所致。许多人不甘心堕落，只好花钱去买学问。据说今年“两会”期间有一项调查显示：在180位受访的博士中，有60%的人承认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而我们这里的学术刊物，也都公开半公开地卖版面了。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花钱出书和发表论文，与社会上一再打击的花钱买文凭有什么不同？

三、 无视兴趣的教育过程

如果说政治运动和单位身份所有制是改造老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最好武器，那么毫无兴趣的教育过程则是扼杀青少年创造力的主要手段。

文革和文革以前，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的任务就是要政治挂帅，培养红色革命接班人。我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考入中学的。当时的口号是要在15年（后来改为三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除了我们初一年级外，全校师生都上山大炼钢铁去了。留下来的师生，也在操场上建起土高炉，把取暖用的火炉砸碎当作原料来炼铁，结果是生产出一大堆废铁渣。后来几年，我们这茬人不是下乡支农，就是在学校搞政治运动。如果哪位同学对知识有点兴趣，就会被当作“只专不红”的典型，遭受批斗。因此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废除高考制度和停课闹革命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无知的青少年在政治运动的裹挟和劫持下，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兴趣所在是可想而知的。如今50岁以上的“学界精英”，基本上是文革前和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学术的认识以及所受的学术训练，都处于严重的先天不足状态。这种情况，就好像当年在印度发现的狼孩一样：从小被狼叼走的婴儿，经过数年之后返回人间，是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的。

粉碎四人帮和恢复高考以后，老一代知识分子心有余悸、所剩无几，新生代知识分子虽然思想活跃，却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所知甚少，对前辈学者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努力了解有限。这就大大影响了新生代学者的人格操守和学术传承。当时最令人感动的一句口号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家以为这意味着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没过多久，就遇上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导致的经济改革困境，于是学者教授又沦入社会底层。当时流传着许多顺口溜，比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出了北京站往东瞅，远看像逃难的，近看是社科院的”等等，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状况下，即便个别人对学术有点兴趣，也不会大有可作。这也是我们无法超越前辈学者的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教育的状况更令人担忧。多年来，如何安排国民的就业始终是困扰政府的一大难题。文革之前，支农支边和上山下乡虽然被誉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和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但这种精心的政治包装不过是为了掩盖无法解决的就业问题罢了。文革以后，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计划生育政策也成效显著，但不知什么原因，就业矛盾仍然非常严重。为了抢得就业先机，整个社会都把上大学当作孩子们的唯一出路。这就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极不正常的高考景观，应试教育也应运而生。为了适应这种教育体制，孩子们从入学开始，就要背上沉重的书包，接受无休止的知识灌输，然后通过没完没了的复习背诵去应付考试。因为大家都相信，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如果从小不脱颖而出，就会被社会淘汰。近年来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有关部门也把大学扩招当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手段。但是从解决就业的角度来看，这种作法无异于寅吃卯粮、饮鸩止渴。

其实爱因斯坦早就指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的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竞争这种破坏性经济斗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在一个蚂蚁窝里的个别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145页）这就提醒我们，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里，人们是有能力避免恶性竞争和弱肉强食的。不幸的是如今国人仍然把这种恶性竞争奉为社会生活的铁则，这就使社会结构丧失弹性，人际关系极度紧张。于是，青少年在一轮又一轮的考试竞争压力下，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他们失去了校园的欢快、求知的乐趣，甚至上演了师生仇杀、父子相残等旷古未闻的悲剧。这一切，都是鼓吹竞争的应试教育造的孽，惹的祸。

爱因斯坦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在此基础上，他反复强调：在学校，“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同上，146至147页）基于这一理念，他认为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同上，第310页）

四、 官学勾结的寻租体制

如果说20多年前，学术界还是穷得丁当响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行，学术界的买卖活动也开始了。

记得大约在1992年前后，我们省的官场上突然要评职称。许多市县一级的干部没有任何科研成果，又想评个高级经济师或高级政工师，于是他们纷纷向我的一些同事、在本省社科评审系列担任评委的人求救。有一位研究所的所长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大型课题的负责人，但是这个课题始终没有进展，于是他就乘此机会以经费紧张为名，让那些想评职称的市长县长们每人出几万元，就可以在该课题的二级项目上挂个名。这笔交易很快就达成了：市长县长们因此“评”上了职称，而那位所长也赚了几十万。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把这笔钱用于科研，而是继续搞他的“钓鱼工程”。几年以后，他早年的一个学生当了省级领导，他又让此人以该课题为名，给他批了100多万。一个课题可以反复地高价出售，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是罕见的。直到前几年他该退休时，才花了少量的钱，把这个课题草草完成。

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学术界弄钱的门道也多了起来。于是我们单位便有人开始直接从省财政厅拿到科研经费。起初我还有点纳闷，按照惯例，省里的钱是对单位的，怎么会直接划拨给个人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笔钱由分管科教的副省长掌握，后来政府的钱多了，副省长就把这个权力下放给财政厅的一名处长。于是只要与这位年轻的处长拉上关系，随便捏弄一个课题，就可以申请到两三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科研经费。对于这种状况，单位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要有人能够申请到这类经费，单位可以按比例抽管理费。至于这些课题是否应该立项，有没有学术价值，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哪些难题，课题结束后如何审核，根本没有人过问。因此，这些钱往往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近几年，许多人除了向省财政厅要钱以外，还可以向其他厅局和市县政府伸手。从政府部门来说，他们搞规划、打报告、写总结，搞评比，都需要写手。如果能加上点“学术含量”，更是求之不得的事。就许多“学者”来说，由于在学校时就对学问没有兴趣，进入研究领域又缺乏追求真理的信念，再加上钱迷心窍，因此很容易与官场上沆瀣一气。当然，要想获得有关部门青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说在北京是“跑部进钱”的话，那么在省城就需要跑厅局、跑市县了。据说我们这里有人为了向政府部门要钱，经常陪官员们喝得酩酊大醉。在这个官学勾结的过程中，“学者”们要不要送礼，官员们拿多少回扣，则不得而知。

需要指出的是，钱弄来以后该怎么花，是没有人管的。当然，为了盖个公章，是要让单位收15%提成的。由于这笔钱来的容易，近年来我们这里也吃喝成风，以至有一位领导在大会上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后报销科研经费要注意点，也买点电脑什么的，不要全是餐饮发票。”其实，如今的财务制度完全是凭良心办事。只要大权在手，吃喝嫖赌都可以报销，所以那种划拨到个人名下的科研经费，既不要审计，又没有监督，完全能够以学术研究的名义为所欲为。难怪人们要说：“花科研经费比花自己的钱还容易。”

社科院如此，大学又如何呢？前些年我们单位有人调到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他回来后告诉我，他们那里的课题多得应付不过来。稍有名气点的教授声称，不是省部级以上的课题不做！几年前，北京一位著名的教授牵头要搞一个号称“盛世修史”的大型课题，第一次拨款就达到上亿元。据说我们这里刚毕业的研究生为这个著名的“史学工程”收集资料或撰写初稿，不管能用与否，稿酬都是千字千元，比国内许多报刊的稿酬都要高得多。至于该“工程”的主持人或分课题负责人，则不知道要有多少钱流入他们的腰包。与此同时，许多稍有点名气的教授也特别忙，除了出国访问和到外地讲学（其实是走穴）外，在北京的时间大多要用于应酬，根本没有空闲去教书做学问。据我所知，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了让老师安心于教学研究，一般大学是不允许教授兼职的。如果你非要兼职，那只能当讲师不能当教授。这种情况就好像当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又在女师大兼课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不是一个赚钱的营生，教师和学生应该是言传身教的关系。学生尊重教师，不仅是因为他知识渊博，更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如果当老师的只知道向钱看，当学生的又怎么会对他肃然起敬呢？

这种官学结合的寻租体制，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也瓦解了学者的人格，腐蚀了学者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如果说假药会毒害人的健康，那么学术腐败将会危及民族的前途，断送国家的命运。

《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5期，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