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8日，是著名学者常燕生诞辰一百周年，正好几个月前我去北京开会，《博览群书》的主编常大林先生借给我一套台湾出版的《常燕生先生遗集》。我与大林素昧平生，第一次见面，他就如此慷慨，有点出人意料。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很不正常的作风：只要收集到的一点资料，就会当作禁脔，不容他人染指。这种人在大林面前，应该感到惭愧。
我原以为大林与常燕生是同宗，后来才知道仅仅是同姓。在此之前，我曾经几次看到常燕生这个名字，但都是一带而过。只有这一次，才使我对这位鲜为人知的学者及其学术思想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当我深讶于中国还有过这样一位思想家的同时，也希望与大家一道分享这份被遗弃的思想资源。否则的话，我真不知道历史的轮回什么时候就会降临……
最初看到常燕生的名字，大概是在鲁迅先生的著作中。当时因为对此人不甚了了，也就没有介意。后来在安徽出版社出版的《独秀文存》又见到这个名字，才引起我的注意。这本书收录了作者与常燕生的四次通信，其数量之多，只有钱玄同能够相比（也是四次）。可见陈独秀对他的意见是多么重视。这些信讨论了古文、孔教和家庭等问题，现在看来，常当年提出来的许多问题都是很深刻很有远见的。比如他在当时就清醒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之后所造成的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怖状况，是“专制之乱，而非共和之乱也。”（《独秀文存》第６５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这种观点，直到今天才被学术界一些长于思考的人所重视。他还说，应该“提倡建设之言论，不提倡破坏之言论”。（同上，第６６７页）这对于那些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破坏主义者们，既是深刻的揭露，又是有力的批驳。
也许读者还没有注意到，这时候的常燕生，才刚满１８周岁。以如此小小的年纪，与大名鼎鼎的《新青年》主编讨论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今天看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因此我想，倘若这不是一个天才，就是我们的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
再次看到常燕生的名字，是在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作品集》中。该作品集的第9册是《我们的政治主张》，即《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三卷。所谓“我们的政治主张”，是指胡适、蔡天培等１６位著名学者提出来的“好政府主义”。这是中国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名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其意义和影响至今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文章发表后，常燕生致信胡适，希望他能够全力以赴地评论政治，发表政见，但是胡的主要兴趣却在学术文化方面，他认为谈政治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努力”。为此，胡根据他提出来的问题，公开作了答复，并把这些书信一起编入这本书中。
最近一次看到常燕生的名字，是在前不久撰写《漫话张奚若》的时候。为了完成这篇文章，我仔细阅读了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晨报副刊》第１０分册。在这本１９２５年１０至１２月的合订本中，有徐志摩担任主编时组织的那场“关于苏俄问题”的大讨论。讨论是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参加讨论的人有梁启超、张奚若、徐志摩、张慰慈、陈翰笙、余上源、钱端升等一大批学界名流，当时常燕生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刊登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的《晨报副刊》上。浏览这篇文章，我以为常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 苏俄所推行的是一种伪共产的官僚主义，这种主义与专制体制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更大的祸害。
二、 苏俄的政治不是出于全体国民的公意，而是少数人专断。
三、 苏俄是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这与中世纪教皇的作法如出一辙。
四、 苏俄最可怕的是引导青年迷信武力万能．实行排除异己的党化政治。
讨论结束后，北新书局曾经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后人对这次讨论的内容已经非常陌生甚至是一无所知了。好在苏联已经解体，这个话题已经不该再有什么禁忌，所以我以为倘若有出版社愿意将这个讨论集再版的话，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尽管在读书中多次与常燕生相遇，但是我还是对他知之甚少，我甚至怀疑，常之所以在我的视野中归于消失，可能是因为他在学术道路上没有坚持到底就参与政治之故。正在这时，我有幸阅读了《常燕生先生遗集》，才使我厚诬先哲的猜测得以纠正。
常燕生（１８９８——１９４７）学名常乃惪，山西榆次车辋人。因为他出生于北京，所以以燕生为表字。有清一代，榆次常家是山西商人中的一支劲旅。据《山西外贸志（初稿）》记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椎榆次车辋镇常家。……尤其到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大的山西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本省的巨商和外贸世家。”（见该书第４３页）在经历了１５０多年的兴旺发达之后，常家经营的事业从庚子事变开始衰落，到辛亥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便一蹶不振了。也就是说，常乃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遇上了盛极而衰的家族剧变。
尽管如此，常燕生从小还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一方面与他的父亲在外地做官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常氏家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习惯。据说，“车辋常氏从清康熙年间始设私塾到１９３８年日军入侵榆次常氏笃初小学被迫停学，办学育人，绵延２００余年，可谓三晋近代史上办学时间最长的家族。”（《榆次文史资外》第十七期第１５０页）正因为如此，这个家族才培养出常赞春、常燕生、常风等一大批文化名人。
常燕生五六岁的时候，其父宦游河南，不久他开始启蒙识字，到十四岁已经在经史之学方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辛亥革命后，他随父亲回到家乡，就读于笃初学校，不久，他进入省城一所中学求学，曾在一次全省会考中高居榜首，被誉为“山西状元”。１９１６年他负笈北京，刚刚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后来，他还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与张东荪讨论佛教问题，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世界日报》和《东方杂志》等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文化教育等问题，从而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１９２０年夏，常燕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后，以教育为自己的终生志业，先后在北京高师附中、中国公学附中和燕京大学、大夏大学、知行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还主持过《山西周报》、《醒狮周报》、《青年阵线》、《国论》、《新中国日报》等报刊的笔政，努力实践自己言论报国的志向。
常燕生勤于思考，学问渊博，笔力雄健，著作等身，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可惜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遇上了抗日战争，并且在年届５０又溘然而逝。尽管如此，他的著述还是多得惊人。在这套多卷本的《常燕生先生遗集》中，收有他的《哲学的有机论》、《历史哲学论丛》、《生物史观与社会》、《社会科学通论》、《生物史观研究》、《中华民族小史》、《西洋文化简史》、《文艺复兴小史》、《法兰西大革命史》、《德国发达史》、《十九世纪初年德意志的国难与复兴》、《蛮人的出现》、《老生常谈》、《无常与无我》和《中国思想小史》等专著。有关资料表明，未被收入《遗集》的还有《全民教育论发凡》、《社会学旨要》、《中国史鸟瞰》、《中国政治制度小史》、《德意志民族自由斗争史》等著述。此外，《遗集》还收有大量的“政论与时评”（两大本）以及一本诗词集《岭上白云斋诗存》。据这套书的编者黄欣周先生说，常在世时虽然笔耕不辍，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但是由于他并不注意保存自己的作品，再加上这些文章大多写于战争年代，所以“散佚既多，搜集更感困难”。事实的确如此，我只是粗略地查了一下，就发现除上述致陈独秀的几封信未收入《遗集》外，当年发表在《莽原》周刊的《搀论雪耻与御侮》一文也被遗漏。我想这种情况大概不在少数。
常燕生虽然在学术思想上贡献很大，但是多少年来他不是受到歪曲和诬蔑，就是几乎被世人遗忘。这显然与所谓非学术因素有关。常燕生逝世后，他的一位朋友在追悼会上特别提到他去世前写的两篇文章：《学人与政治》和《无常与无我》，认为前一篇文章表达了“学者不宜从政”的观点，后一篇文章则流露了作者的佛教情怀。在前一个问题上，常燕生是非常清醒的。他说：“学问与事功本属两途，治学需要理智，事业需要意志，理智发达者，其客观态度每多于主观，以此治学，庶得廓然大公之效，以此治事，则不免迟疑审顾，致误事机”。“故学人者，最不适于作政治活动者也，如其有之，则其学乃奄然媚世之伪学也。”也许是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吧，他才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在潜心治学的同时，不得不涉足于政治，以青年党的身份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务。难怪吴宓在常燕生逝世后，要发出如下感叹：倘“使常君不亲政治，长为教授，安居幽处，或可不遽损其天年乎。”
然而，即便是像吴宓等一大批纯粹的学者那样，“不亲政治，长为教授”，常燕生就能够安享其天年吗？这大概无庸赘言了吧，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不堪回首的历史和教训。
19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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