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
一个没出息的乡下人
把王芸生先生说成是“乡下人”，还冠之以“没出息”三个字， 并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他自己的发明。１９３７年７月，王先生应《宇宙风》编辑之约，写过一篇回忆性的文章，题目是《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在这篇文章中，许多人只看到作者求学时挨打受罚的一幕，却不大注意他剖明心迹的那段：
我是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近二十年来虽常生活在城市里， 但总是脱不掉这份乡下人的气质，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便不免如上海人所说有些“吃不开”。人既然没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后面走，说话既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常带着那份乡下人呆头呆脑的神气，你说这样的人如何得开？
王芸生原名王德鹏，河北静海人，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贫民家庭。他虽然只读了八年私塾，却凭借一手漂亮的文章跻身于报界，也算是比较幸运了。何况，他还因为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而名声大噪，不仅被蒋介石请到庐山去讲学，而且担任了《大公报》编辑部主任……。既然如此，那些“没出息”、“吃不开”的话又从何说起呢？
其实，从王氏大半生的经历来看，所谓“乡下人”云云，不过是表明他不会、也不屑于干那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勾当罢了；而这种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人格品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拼死力争的东西。但现实又往往如陈先生所言，“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陈寅恪的最后２０年》第１０７页）因此，在王先生“乡下人”的自况中，饱含着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说：“我现在已比十年前没出息，假使十年之后人比现在更没出息，到那时或许万念皆灰，我愿意写一篇十万言的自传，献给读者，现在则只能透漏一点消息借以还债而已。”王的愿望终于在二十多年之后，以回忆录的形式实现了。这就是他与曹谷冰先生合作、在《文史资料选辑》中连载的那篇长文－－《１９２６至１９４９的旧大公报》。我不知道王先生是否还记得当年说过的话，但是作为读者，我却从该文对《大公报》的评价、对同人的指责（诸如刘吴鼎昌先生是“搔首弄姿，插标卖身”）以及对自己的糟蹋中，看到他分明是“有出息”了。当然，如果仅仅是以此为“文本”，来评论作者的话，恐怕也会失之于皮相。因为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们说的、写的和心里想的很可能大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这篇为知情人所诟病“文史资料”时，除了简单的同情之外，也不妨想一想：这位说话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呆头呆脑的“乡下人”，何以会变成这样？
其实，王芸生曾经是一个很有出息的青年。他不仅自学成才，还以国共两党党员的身份，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这正如他在《〈芸生文存〉自序》（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３日）中所说：我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残破局面中出生的，“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与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然而就在这时，他的思想认识和人生追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明显地感到，尽管“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起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于是，他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周雨：《王芸生》第９页，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这种行为在“文革”中至少是要被打成叛徒的；但平心而论，当时的王芸生不过是想安下心来，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罢了。所以他自谦地说：我这个“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芸生文存〉自序）。拥有类似遭遇的，其实远远不止他一个人。比如施蛰存先生在谈到大革命的经历时，也坦率地说：“‘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我才晓得我们这些小共产党员只有死的分，没有活的机会。”（《沙上的脚迹》第１７１页，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在我看来，这些话与其说是牢骚太盛，不如说是对于以暴易暴者的批判与控诉。
在大革命中急流勇退后，王芸生便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新闻事业了。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显然与他对这一行当的理解有关。他说：
新闻记者对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热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士精神，兢兢业业地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八年前，我曾亲耳听见一个黄包车夫骂“干报馆的没有好人”。从那时候起，我便立志要新闻记者努力做一个社会上的好人，把新闻事业做成一种好人的事业。这样我们对国家社会纵使无益也还不至有害。（《招魂》，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１日）
此外，他还告诫人们：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
抗日战争中的一桩公案
尽管王芸生在说话和做事方面都有一种“乡下人”的脾气，但是张季鸾先生却偏偏喜欢这种个性。张是在一次笔仗中认识王芸生的。后来，当他得知天津《商报》的主编王芸生因为与老板意见不合愤然辞职时，便亲自登门拜访，邀请王加盟《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和这份报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众所周知，《大公报》自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之后，便成为华北乃至全国舆论界的一大重镇。作为一家民间报纸，该报之所以很快就在强手如林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其最大的秘诀就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宗旨以及“文人论政”的基本特色。正因为如此，它才没有像前前后后的许多报纸那样，不是办成令人厌恶的政治传单，就是沦为不堪入目的地摊小报。
王芸生是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２日正式声明加入《大公报》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使国人“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厚，而责日本凌压中国之残暴”（张季鸾语），王氏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每天为报社撰写一篇文章，最终形成一部长达数百万言的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使他成了国内屈指可数的日本问题专家。在此期间，他还把“为国人代言，为民众请命”奉为座右铭，写了许多斥责奸邪、弘扬正义的政论。
淞沪战役之后，他与留在上海的《大公报》同人坚持“不受辱不投降的报格”，拒绝日本侵略者的新闻检查，由上海迁往汉口乃至重庆。在此期间，陈诚邀请他主持或兼顾军委政治部的宣传工作，但是他却以司马迁“戴盆何以望天”一语回绝陈的邀请，保持了新闻工作者与实际政治之间应有的距离。
到了重庆之后，张季鸾先生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王芸生开始主持《大公报》笔政。前不久，我从唐德刚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王先生的幽默和他对抗必胜所抱的信念。唐说：“记得抗战中期，我们在沙坪坝听过一次《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讲演。王说，抗战是一场赌博。赌场上的规矩是‘不下桌子不算输’。日本之不幸是它碰上了一位无赖大赌客蒋委员长。蒋公如今把裤子都输掉了，但是还赖在桌子上不下去。王作结论时，强调：‘不下桌子不算输，只要我们不下桌子，坚持下去，必有翻本之一日－－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唐还说：“其实，那时输掉裤子的赌徒，也非蒋公一人。站在他背后的全国老幼，都准备把裤子脱下，交给他继续赌下去。”（台湾《传记文学》总号第三九三期，第１９页）也许是基于这种“不下桌子不算输”的“赌博”心理吧，王芸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条山战役的社评，谁料这篇文章却被视为“反共言论”，至今蒙受不白之冤。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是中国军队在华北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当时，中条山一带号称“中国的马其诺防线”，蒋介石在这里部署了二十多万重兵，却被数万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从而成为“自淞沪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杨圣清：《中条山战役研究述论》，《中国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这一战役从１９４１年５月初开始，打了一个多月。而王芸生却在５月中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晋南战役作一种呼吁》。有关这一战役中的具体问题，由于资料所限，笔者不想妄加评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澄清一个疑问，那就是王芸生到底在文章里说了些什么。
幸亏周雨先生的《王芸生》一书收录了这篇文章。为说明事实真象，我只好继续充当文抄公了。王文说：
晋南的事，迄目前止，是敌人占了些便宜，于是它便作种种的夸大宣传，不是说我军死伤重大，就是说某某军官被俘，这已经我军事发言予以驳斥。尤其离奇的，是它对于第十八集团军的种种说法：（一）敌方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据于山西省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赫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十六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与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十八日同盟电，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评称：“中国共产党可以背弃蒋委员长，转而帮助汪精卫。”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分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象，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各界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我们的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
文章还说：“山西是十八集团军参加抗战以来的光辉战场，由平型关之役以来，始终为敌人所头痛，现在到了敌人用最后之力来与我们争山西时，十八集团军更应贯彻一贯的精神，协同友军，建立抗敌御侮的功勋。”
抄到这里，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报人形象早已跃然于纸上，这使我难免感到纳闷：这样一篇维护国家利益、弘扬民族大义、鼓吹团结抗日的文章，怎么能成为作者的一个罪状呢？也许有人要说，文章中有一些不利于十八集团军的内容，如“对岸观火”之类，但作者明明指出那是敌人的捏造，援引它的目的，不过是想得到有力的反证，使那些说法不攻自破罢了。假如不是心里有鬼的话，这算什么罪过呢？走笔至此，我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那些欲加之罪者，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敌人的“捏造”？
文章发表后，周恩来当即给《大公报》写信，除反驳外电报道，要求“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而外，也承认“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并赞扬王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为此，《大公报》在全文发表这封信的同时，还配以张季鸾的一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张在文章中充满善意而又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国人的最大担心，就在于“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今后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这种不偏不倚不夷不惠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大公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刚过三四个月，张先生便溘然长逝。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在唁电中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上述笔墨官司的“盖棺”之论。
著名报人俞颂华曾经说，王芸生的文章之所以为世人所传诵，是因为他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说一般人民想要说的话。正因为如此，当王芸生发现有人在抗战中不是全力以赴而是另有所谋，或者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的时候，总是要仗义执言拍案而起。比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孔祥熙的二小姐以抢运难民的飞机运送她的爱犬、外交部长郭泰祺花费巨额款项购买公馆时，他立即在报上予以揭露。因为这篇文章，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还爆发了大规模学潮，郭泰祺也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此外，他还写了一系列声张正义、痛斥贪官污吏的檄文，其中许多话至今仍有警世作用。比如：“政府法律失灵，贪官污吏如百鬼昼行”（《从林世良案说起》），“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看重庆，念中原！》），官僚们“只要有钱可劳，什么坏事都敢做”。（《为国家求饶！》）如此嫉恶如仇的个性，如此犀利泼辣的文字，正是王芸生令人尊敬、令人怀念之处。
为和平民主大声疾呼
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王芸生也同大家一样，难以抑制那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内乱的危机早已露出端倪，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民主宪政是一条坦途”。为此，他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提醒人们：“国民党既决心还政于民，国民政府也准备结束训政，民主宪政的实现，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日本投降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十几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当他看到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中表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毛泽东先生来了！》一文。他预言：经过长期内争和八年抗战，毛、蒋“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的结局。可见他多么希望通过民主宪政来实现国内和平！
重庆谈判时期，《大公报》以民间大报的身份曾与***代表团有过多次接触。据说在代表团造访报社的时候，王芸生天真地对毛泽东说：“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毛含笑答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造饭呀！”（王之芙《忆父亲王芸生》，《大公报人忆旧》第２９８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王氏“呆头呆脑”之状，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王与毛的交往，有两条资料值得注意。一是王芸生于当年１２月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出于对内战的忧虑，他在回顾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史之后，深有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为进一步标明自己的写作旨趣，王又在文章见报时所加的“补识”中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二是在此之前，王芸生给傅斯年写的一封短信，可与上述文章相互印证。王与傅志趣相投，私交很好。早在抗日战争前夕，王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我说，这道理真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部分的人事关系。”（《我的人生观》，１９３７年１月）可见他们是能讲知心话的。这封信只有几十个字，不妨照录如下：
孟真先生：
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
这封信被收入台湾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２１６页，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中，因此当它公诸于世的时候，王某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就暴露无疑了。好在当事人全都作古，以腹诽偶语治罪的时代也已过去，所以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些史料，才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的正确态度。
抗战结束后，《大公报》在王芸生的领导下，为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进行了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努力。为什么言论要自由，新闻要独立呢？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有人却偏要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上强词夺理，胡搅蛮缠，才使事情复杂起来。在这方面，当年的***地下党员、《大公报》的社评委员李纯青先生曾有过许多精彩的议论。比如他在一篇《防民之口难》的文章中说：犹如“小鸟在枝头啁噍，羊儿在旷野咩叫”一样，人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欲望也是一种本能，一种基本的生存权利。所以，倘若你还不至于愚蠢到禁止蛙鸣鸟叫，禁止“蚊嗡嗡，狗狺狺”的话，那也就不应该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横加干涉！（《笔耕五十年》第４０１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尽管王与李的政治理念未必相同，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却有着广泛的共识。比如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后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
南京《新民报》因违犯所谓《出版法》而被迫停刊时，王芸生又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1948年7月10日）中重申：“言论与发表的自由， 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例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他还说，在“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人民可以公开抨击政府施政，在野党的宪政轨道中尤其以推翻政府为其能事，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令人无奈的是，对那些“权”迷心窍者们讲这些很普通的道理，恐怕是无异于对牛弹琴。
1948年底，针对当局再度颁布的新闻检查制度， 王又进一步指出：“所谓言论自由，所谓新闻自由，在中国原来是极可怜的东西，也是极宝贵的东西。它可怜，因为它太少了；它宝贵，因为它从来未曾真正有过……。新闻检查这东西， 是与言论出版自由不两立的，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要出版言论自由，就不能要新闻检查。”他还恳切地说，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可以发现，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自由，远离民主，”就更不必说了。（《王芸生》第66至67页）可悲的是，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谁还能听进去这些发自肺腑的药石之言呢？
痛苦的抉择 最后的归宿
由于《大公报》与当局的矛盾日益尖锐，更由于战争的局面日趋明朗，王芸生陷入了苦闷的彷徨之中。正在这时，该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杨刚突然回到上海，帮助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杨刚是***地下党员，她虽然也王芸生交往不多，却一回来就住进了王公馆，这也说明她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此同时，李纯青也反复做过王的工作，据李说：
1948年仲冬，我好几度登王公馆之辩证，跟他深入谈心，劝他去找共产党，却被他以“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为理由而拒绝。
不久，我又去拜望王芸生，极其郑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
他惊愕地直视着我，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从心头冲到颜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不一会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
“毛泽东主席”。我不犹豫地直说。
他沉默良久，虽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知道，他另外曾向某民主人士打听，证实吾言不虚。然后王芸生向我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大公报人忆旧》第319页）
于是，王芸生在***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以休假为名，经台湾去了香港，然后又由香港到达北平。在此期间，王芸生最关心的莫过于《大公报》那薄薄的一纸命运了。据李纯青回忆：“1949年2月我离开香港。行前， 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到北平力争存名。王芸生到北平后，一度去过天津。他告诉我：‘我们就是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报这个名称了。我到解放区，是投诚来的’。”（同上，第320页）
然而，王芸生真是想通了吗？只要看一看李纯青下面这段话，就不言而喻了。
上海解放前夕，我从天津到北平遇见王芸生，他精神抖擞，把我拉到一边，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笔耕五十年第535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诚如“周公”所言，当王芸生兴致勃勃返回上海时，他确实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如果说让他做出深刻检查，承认《大公报》在每个历史阶段“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大公报新生宣言》，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７日），并要他完全采用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表达体系，他还可以勉强接受的活；那么面对来自经营方面的打击，则使他束手无策了。因为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１６万份急剧下降到６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６０％，账面亏损达到４０多亿元（旧币），就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去了。这与该报多年来蒸蒸日上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于是，王芸生不得不致信毛泽东，请示“帮助”。不久，王应召晋京谒见毛泽东，毛指示上海《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改为重点报道财经新闻的全国性报纸，于是，王芸生也似乎摆脱了困境。这时，距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正好是整整５０个年头．也就是说。《大公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后，又回到了原地。当然，这时候《大公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谓此“大公”非彼“大公”也，实为不刊之论。
与此同时，工芸生也变了。在那些特殊的岁月，他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即便如此，那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似的，使他如临如履，战战兢兢。例如５０年代初期，梁漱溟在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顶撞，毛在盛怒之余，还敲山震虎地指出：当年有人说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吓得王芸生赶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胆战心惊地当众承认：“这话是我说的。”（《王芸生》第７２页，）
写到这里，我在为他捏一把汗的同时，又有些庆幸：亏得毛不知道他给傅斯年写的那封信，否则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另据王先生的女儿王之芙回忆，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期间，她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残酷场面。尽管后来被毛泽东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是王女士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大公报人忆旧》第３０１至３０２页）
据说，王先生进入晚年之后，曾经在读马列学毛著方面很下功夫，与别人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他可以顺口指出这问题在哪本书的哪章哪页上有记载，甚至对重要语录能够背诵原文。”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及至病危，他还“几次嘱家人邀请医院中左邻右舍病友开学习会”，家人无奈，“只好邀几位医护人员到他的病榻前听他发言。”（《王芸生》第７９至８０页）
这难道是一幕荒诞不经的讽刺剧？
一位以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博得世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报人，到了晚年（１９８０年），在“经常处于昏迷状态，而且连说话也上气不接下气”（同上）的情况下，还要召开那种因为徒具形式和言不由衷，早已被人们唾弃的学习会……
１９９７，１１．
附录：王芸生弥留之际
因为在改版后的《黄河》上写了一篇《王芸生的悲剧》，我收到其哲嗣王芝琛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在您的大作中，有两点小小的失误。王出生于１９０１年，而不是１９０２年……。另一处是最后一段，这也许是您看周雨所著小册子《王芸生》而来的。不错，王在临终前，潜心攻读马列，然而他在‘脑软化’之后，所谓召开学习会，是宣布‘他多年学习马列主义结论的’……”。
拜读这封来信，我才明白周雨写那本小册子的时候，还有许多顾忌，只好用“学习会”等曲笔来表述王先生的觉悟。这样一来，就给我一种错觉，以为三十年的精神炼狱，已经使王芸生完全丧失了自我，以至成了一个唯命是从的工具。孰不知他的所作所为与我的解读正好相反，这是我想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我从玉芝琛先生馈赠的资料中，还看到其妹王芝瑜写的《忆父亲临终前二三事》，也谈到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女士说，父亲病重后，程思远先生曾经对她说：“王芸生抗日时期在重庆可是个风云人物，……国共上层人物的史实，他知道的最多，最详细，最真实。不让他把这些留下来真可惜呀！看看你们可不可以帮他写回忆录或者是自传呐？”
对于这个建议，王家兄妹是认真的。在病人精神好的时候，王芝瑜把程先生的话告诉父亲，然而王芸生却说：“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我看是没必要写了，我那４０年的日记，一天也不差的日记都已经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写了”。
王芝瑜说，她从小就知道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论多忙、多累，也不论是生病，还是有什么不幸，他都能坚持每天必记。王女士还说，父亲的日记对个人生活琐事往往是一笔带过，而对于“何时何地因何事会见何人，经过如何，谈话内容”怎样，都有翔实的记录。此外，由于“工作关系，从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宋美龄等等当时各政要名人到各种政治大事件，没有不出现在他日记中的，尤其在国共重庆谈判时期，更为精确。”可见这部日记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正因为如此，主人对它特别珍爱。据王芝瑜回忆，她母亲曾叹息地说：“跟上你父亲的这几十年，走南闯北不知扔了多少个‘家’。每次刚把家安顿好，你父亲一声说‘走’就全扔了，没扔的就那几本日记了，越搬越多。最后只好给他一个专用樟木箱放这些日记本了。”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传家宝”，却在文革中被主人付之—炬。烧日记的时候，王芝瑜也在场。烧着烧着，她“发现未烧着的日记纸上被—滴滴鲜红的血映湿了……”。原来这是王芸生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读到这里，我以为这哪里是流鼻血？分明是他的心在流血嘛！难怪王芸老在神志不清的时候还忘不了“我，我那４０年的大事记呢？”王芸生之所以对自己的日记情有独钟，除了个人感情外，还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问题。为此，我在回信中说，第一点是我的笔误（如今已经纠正），第二点则澄清了我对王芸生的一个误读。
１９９９．５．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