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学界，弄虚作假的事件层出不穷，这虽然与个人的修养有关，但也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一个学者，如果能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那就会更加自律；如果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个人小事，那就很可能不择手段，谋取私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60多年前发生的一场争论。那是1944年7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周年，昆明各大学举办一个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盛况空前，竟然有3000多人参加，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很多，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学者究竟应该不应该关心政治。

对于这个话题，前来参加会议的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颇为不满。为此他在会上谈了三点意见。第一，他首先申明这次座谈会是学术性的，是寓纪念于学术讨论的，所以他才参加；第二，他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昌明；第三，他提出要救国，要昌明学术，首先应该坚守学术岗位，“而不应当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例如政治、商业之类。”

对于熊先生的这些观点，西南联大的教务长、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持不同意见。他说：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孔孟以降的先哲，其所以成为先哲而值得我们景仰的原因，决不仅仅在他们是学术家、教育家，而也在他们是政论家，得其位则推行政治，不得其位则议论政治，不议论即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他还进一步指出：顾炎武“最值得我们钦仰”之处，不是因为他的学术，而是因为他的政治志向和政治抱负。为此，他借用顾炎武的话告诫大家：“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临山水，有济世安民之志，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潘光旦讲这些话，是经过长期思考的。就在这次会议之前，他还写过一篇题为《隐遁新解》的文章，讨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学者是否应该关心政治，其实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应该不应该对社会负责的问题。过去有些读书人为了标榜清高，曾表示“我有我的专门学问，专门的学术以外，我就不能管、也不该管”了。潘光旦认为这种说法是躲避现实的借口。他说：所谓学人，首先是人，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对于这一点，大家本来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如果只强调自己的专业，而“忘却他们更有做国民与论政治”的责任，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他还说，如果大家都像“驼鸟埋头在沙土里一样”，采取躲避现实的态度，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学术的毁灭。

由此可见，所谓学术腐败，所谓学界官场化和学者官僚化，如果从学者自身来检查的话，显然与他们对政治的“隐遁”态度有关。而这种态度其实是放弃了对国家大事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责任和权利。责任不能放弃，权利必须争取。这正如潘光旦所说：如果“不争取而隐忍，而缄默，而袖手旁观，而有形无形的隐遁，就是自甘暴弃。自甘暴弃的分子比努力争取的分子多一天，中国就一天走不上民主的大路。”

上述会议结束后，潘光旦还以《说学人论政》为题撰文说：“任何人有做人、做国民、做一个专业的身份和权责，而做人与做国民的比起做专业的来更要先决，更要基本。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意识的专家，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而无害其为专门人才，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明乎此，我们对学人应否论政的问题，也就思过半了。”

如果潘先生的话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担心，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弄虚作假的所谓学者，在民族危亡之际很可能是汉奸，在和平年代则可能对学术造成致命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