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猜想——冯玉祥之死与麻雀之冤
智效民
在自然科学领域，许多暂时没有解答的问题，可以用“猜想”的方式提出，供后人研究。其中哥德巴赫猜想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率，就是众所周知的证明。相比之下，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却没有类似的先例。长期以来，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人为的因素，历史上有许多悬案。如果能够把其中有价值的悬案以“猜想”的方式提出，那将会使历史研究更加有趣，并吸引人们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基于这一思路，再加上去年是冯玉祥逝世60周年，今年又是他诞辰125周年，因此我首先想到“冯玉祥之死”的悬案。
冯玉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反对张勋复辟、发动北京政变、参与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美国考察水利。1948年，为了响应中共号召，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他从美国启程，乘苏联轮船胜利号返回祖国。出人意料的是，在路经苏联境内的黑海时，轮船突然起火，冯玉祥当即遇难。
按照我们的逻辑，冯玉祥之死肯定是美国特工或国民党特务干的，但却由于缺乏证据，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没想到多年以后，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为破解这个悬案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思路。
赖亚力本来是潜伏在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员。当年冯玉祥遇难时，他就在现场，但后来他却对此事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夏天，赖亚力夫妇在青岛疗养时，才对冯玉祥的小儿子冯洪达及其夫人余华心透露了一点真相。
赖亚力告诉他们：胜利号出事后，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说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冯洪达问：“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赖回答说：大概是“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考虑吧。”又经过一番追问，赖亚力才承认冯玉祥是死于谋杀，而不是意外事故。最后，他对冯洪达夫妇说：“对你们家人和世人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相。我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告诉你们，是因为看了你们写的书，我觉得是应该告诉你们的时候了，我的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再不说，你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事实真相了。”
为什么要把谋杀伪装成是意外事故？为什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吐露部分真相？这些问题都为“冯玉祥之死”平添了许多神秘和疑问。
与赖亚力相比，周海婴的说法虽然是二手材料，但也非常重要。周先生在《我与鲁迅的七十年》中说：1948年他从香港回到沈阳，曾遇上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李“向大家详细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
无论是赖亚力“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考虑”，还是李德全害怕“影响中苏关系”，都说明这位被称为“基督将军”、“反戈将军”的冯玉祥，在当时除了具有宣传和表率作用外，并不是斯大林与新中国喜欢的人物。因此我猜想：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所谓敌国破谋臣亡，才是他遇难的真正原因。
与“冯玉祥之死”相比，“麻雀之冤”则与斯大林的好学生毛泽东有关。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立刻掀起一场“除四害”的群众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麻雀成了“首恶必办”的典型。1958年4月，《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报道了当时的“盛况”：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整，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晴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引者按，因技术原因，将部分文字从略）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20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读到这里，年轻人也许会感到滑稽、甚至不敢相信，但老年人却对此记忆犹新。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四害”之中，唯独麻雀会有此遭遇？
为了寻找答案，我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这是因为麻雀要吃粮食，而毛泽东是农民出身，懂得粮食来之不易，因此把麻雀当作重点消灭对象。但是这种说法不值一驳。如果毛泽东真是为了珍惜粮食，那就不会让农民在丰收在望的时候，全部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对麻雀大动干戈呢？我觉得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小小的麻雀无意中干扰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他的心头大患。
大约20年前，揭秘中南海的作品大量出现，其中有一篇文章涉及到这一情况。该文是毛泽东一个不大知名的卫士写的。文章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晚上工作、凌晨睡觉的习惯。但是，每天早晨当毛泽东刚刚进入梦乡时，无数麻雀却毫不知趣地前来“大吵大闹”。为此，毛泽东曾多次雷霆大怒，让周围的人们极为害怕。于是，“如何驱赶这些可恶的麻雀，却又不能惊醒主席”，就成了卫士们最头疼的任务。看到这个故事，我估计这显然是毛泽东对麻雀恨之入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