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胡适是一位既有历史感又很负责任的人。在他的日记中，有见识的看法和有价值的史料随处可见。比如1934年2月11日，他在日记中记录一件有关张学良在保险箱里存放的两件东西：一张收条和一块银元。从这两件东西中，可以看出张学良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

胡适怎么会知道张学良保险箱里存放的东西呢？这事还须从头说起。1934年1月底，胡适从北平乘火车抵达当时的首都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八次董事会议。在此期间，他不仅会见了朋友，参观了中山陵，还去了上海一趟。参观中山陵时，他的感觉是建筑费用太高，既不美观也不实用。他说：如果能把道路修到孙中山墓前，去掉那四百个台阶，就可以方便游览，节省费用。另外，在与朋友们谈到国内形势时，他认为当时“武人横行”的混乱局面，完全是因为“文人无气节，无肩膀”所致，这也是南京政府的问题所在。

会议结束后，胡适于2月11日乘火车返回北平。上车后遇上许多熟人，其中有个名叫王化一的人对他说：“在张学良的保险箱里，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50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银元。”王化一曾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古北口警备司令，是一位著名的东北籍抗日将领。王还说：那张收条是张学良赞助一位日本议员参加竞选的费用，后来该议员竞选失败，这5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至于那块银元，则是张学良“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

杨宇霆是东北军的重要人物。他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步入军界。由于他智足多谋，很快受到张作霖的重用，并在东北军中获得“小诸葛”的称号。在杨宇霆辅佐下，张作霖实力大增，使日本人在东北不敢轻举妄动。正因为如此，张作霖才能对日本人保持强硬态度。据说有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之后，一个日本人明知张作霖是绿林出身，没有什么文化，却为了让他出丑，故意请他写字。没想到张作霖提起笔来，很潇洒地写了一个大大的“虎”字。随后，他又在落款处写了“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看到这里，那个日本人几乎笑出声来。张作霖的随从也在一旁悄悄提醒道：“大帅，‘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字。”谁知张作霖瞪起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吗？对付小日本，手不黑行吗？我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这才恍然大悟，会心地笑了。与此同时，那些日本人却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张作霖被日本人谋杀以后，杨宇霆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不仅规劝张学良戒毒，还批评他只顾玩乐，不问政事。对于杨宇霆的作法，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并不买账。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说杨宇霆是张学良身边的最大隐患，应该及早除掉。

在日本人的挑拨下，张学良也认为杨宇霆在他面前过于拨扈，便动了杀机。但由于杨是“前朝重臣”，他一直不忍下手，于是那块银元便成了是否杀害杨宇霆的关键。据王化一说，有一天夜里，张学良在卧室里对这个问题“筹思不决”，便取出一块银元占卜。他想：如果“袁头向上则杀杨，向下则不杀。”没想到掷了三次，都是袁头向上。于是“他不觉泪下”。

看到丈夫落泪，于凤至十分诧异。经过追问，张才如实回答。这时于凤至也拿起银元丢了两次，没想到都是袁大头向上。最后一次，银元掉在床上，她过去一看，也流下了眼泪，原来这一次也是袁大头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终于下了杀杨宇霆的决心。

听了王化一的话，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引者按：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其实，胡适一直对张学良很不满意。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多次劝张学良辞职，把军政大权交付中央。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听劝，但始终没有兑现。1932年热河事件爆发后，胡适在信中对张学良说：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

与张学良相比，胡适显然是更欣赏他的父亲张作霖。在1934年2月11日的日记中，胡适还记了下面两个小故事：

一是当年张作霖经常骂人，但是对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他和杨宇霆争论一件事，情急之下带出“妈的”两个字。杨宇霆站起来责问他：“你骂谁？”张作霖立刻作揖赔罪道：“这是咱的口头语，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二是张作霖任命王永江当警备处长，王要求全权用人，不受军人干涉，张一口答应。为了培养人才，王成立高等警官学校。汤玉麟等人向他推荐人才，他一概拒绝，因此对东北军元老多有得罪。有一次开会，汤玉麟借故攻击王永江，被张作霖大骂一顿，汤玉麟怒不可遏，遂举兵作乱。最后还是念及兄弟情谊，才冰释前嫌。

对于前者，胡适的看法是“这个故事很美”，从而表达了他对张作霖的肯定。对于后者，胡适认为“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胡适的记录和议论，为进一步研究张学良提供了参照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