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从去年两会前夕到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已经与网民交流两次，对话的领域比较广泛，回答了不少公众关心的问题。比如，他去年说：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一制度至今没有出台，给公众留下了一个悬念。今年有人问到为什么管不住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时，他表示“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随后他解释说：要想治理腐败，管住官员们的“三公消费”，“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如何落实公开透明和民主监督，他又给公众留下一个悬念。

    有一种看法，认为领导人在与网民公开交流时，表达一些顺应民意的话是作秀。我不这样看。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直接交流，毕竟开辟了一条百姓问政的通道。领导人的承诺能够很快兑现固然最好，暂时不能实现，民间也有了一个问责的依据。回想进入网络时代之前，中国老百姓连这样面对领导人公开问政的机会也没有。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了官民之分，就产生了民间对官方问政的需求和冲动。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谤木”，向帝王谏言。“谤木”是“华表”的雏形。可惜现在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已经演变成一种建筑装饰，一种摆设，失去了“谤木”的原始功能。中国古代，如果说华表的作用是“下情上达”，那么《邸报》的作用则是“上意下传”。据说在西汉初年，为了加强地方与京城的联系，各地行政长官都要向长安派出常驻代表，其任务就是及时把皇帝的谕旨、诏书和大臣奏议等政治情报，以文书的形式传送回去。由于这些常驻代表的住处叫“邸”（参见《辞源》相关解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驻京办事处”，因此人们便把这种文书抄本称为“邸抄”或“邸报”。到了明清两代，尽管《邸报》在内容上增加了社会新闻，在出版上使用了印刷技术，在发行上也有民间报房，但由于一直没有摆脱“政府公报”的性质。专制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上意下达的功能远远强于而民意上达的功能。

    而欧洲在15世纪末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开辟了民间与官方平等对话的通道，对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有人说“媒介技术的革命是人类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使官民走向平等对话的趋势不可逆转，对于推动全人类政治民主的进程产生了难以低估的作用。和谤木、华表相比，和奏折、上访相比，网络无疑在对话的公开性、平等性、方便性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当今发达国家，如果一个政治家不能迅速适应网络，他就会被选民抛弃。视频、论坛、微博等网络新宠已经成为政治家竞相涉足的领域。被称为“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的奥巴马，几乎是“（手）机不离手，博（客）不离口”；就连一向保守的英国王室也设立了皇家微博网站；像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开通与民众交流的网络专栏。这让人想起一句老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近两年，中国领导人开始与网民对话，应当说是明智的，顺应了网络时代的历史潮流。在与温家宝的两次对话中，网民的提问，比两会结束时中外记者会上中国主流媒体记者提问，还是实在得多。我相信，网民还提出了更尖锐更有挑战性的问题，但被工作人员筛选掉了。网络对话虽然只是百姓问政的初级形态，毕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开端。在我国各级政府领导人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情况下，官员不易养成接受公民问政的自觉和谦卑。如果把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党政负责人与网民对话定期化，常态化，对官员正视民意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必有某种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