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聂元梓回忆录》和徐景贤《十年一梦》

到明年，就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结束30周年了。然而多少年来，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始终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有人为了突破禁区，还付出沉重的代价。《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就说过：“记得某年是‘文革’多少周年，不少同行在准备大制作。我们根据‘避热’（引者按：避开热点话题）的设想，把同‘文革’有关的文章，在三月份前全部发完。到相关指下来，我们已经两手空空，欢欢喜喜地同大家一起遵命行事了。听说有少数同行，因未见及这点而遭‘灭门’之祸。”沈先生所说的少数同行，显然是指当年在刚刚打开局面并深受好评的《东方》。这份杂志就是因为发了一组有关文革的文章，被迫停刊整顿。从此，文化大革命更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有关书刊很难在内地面世。

基于这一原因，《聂元梓回忆录》和徐景贤的《十年一梦》只能在香港出版。读完这两本书，我才突然发现当年红卫兵，现在都已经是60岁上下的人了，如果再不抓紧时间抢救相关资料，就会失去研究文革的最好机会。

文革中，聂元梓是“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者，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五大领袖之一。因为受毛泽东赏识，她不仅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中共“九大”的中央后补委员。徐景贤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与张春桥、姚文元关系密切。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后，他在上海是仅次于张、姚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有“徐老三”之称。如今，这两个人打破沉默，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盘托出，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从《聂元梓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她出身于河南一个中医世家。她因为受哥哥姐姐的影响，于抗日战争前夕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不到30岁就享受行政12级待遇，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高干。文革前，身为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的她干了两件职责以外的事：一是检举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不仅有外遇，还把许多党内机密交给情妇处理；二是揭露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她和这两个人私交很好，如果“顺杆爬”，肯定会有好处。然而她却没有那样做出。文革中，她挑头给陆平等人写大字报，没想到居然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使她成了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尽管如此，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使她很快陷入迷茫、困惑和骑虎难下的地步。到了1968年毛泽东向学校派出工宣队军宣队以后，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被彻底抛弃，厄运也同时降临到她的头上。随后，她长期被监督劳动，成了“扫厕所的专家”。文革结束后，她又以“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被判处17年监禁。当年的昙花一现，使聂元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聂元梓被判刑后，一直没有认罪。她说：“在这本回忆录里，我不但要推翻各种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词和罪名，冲掉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也要为那些受我的罪名株连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洗清不白之冤；同时，我还要向那些因为我在文革中犯错误而造成痛苦的人致以深切的歉意和忏悔。”因此，这本书可以视为作者对的自我辩护和认真反思。

与聂元梓相比，徐景贤虽然年轻，却比她成熟、精明、老练。文革十年，他虽然也有波折，却始终处于权力中心，再加上他是笔杆子出身，因此这本书不仅纪录了海文文革的全过程，还把北京与上海的关系交待得很清楚。比如“毛泽东肯定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最后一次上海之行”以及毛泽东为什么选王洪文接班等章节，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写了江青择婿、林立果选妃、张春桥择偶等颇具可读性的内容。可见这两本书都有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是研究文革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作为普通读者，我看到两位作者无论是飞黄腾达，还是锒铛入狱，都与毛泽东大搞个人迷信有直接关系。其实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害怕在他身后出现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心理因素。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对个人迷信所造成的危险，还没有达到赫鲁晓夫当年的认识水平。赫鲁晓夫说，为了搞个人迷信，斯大林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对违背他的思想的人也要施加暴力。毛泽东比他更进一步，不仅对这两种人要施加暴力，对无限忠诚于他的人也要施加暴力。这个问题，包括聂元梓、徐景贤在内的许多人至今没有认识清楚，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