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问世后，远在杭州的郁嘉玲女士打来电话说，看了书中后记里关于几代留学生的表述，才明白她爷爷郁达夫为什么会有那些局限性（大意）。郁达夫和鲁迅都是留日的，与胡适他们有很大不同。我最近看到一些“胡鲁之争“的文章，很少能够从知识背景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故冒昧将拙稿贴出，不知能否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后记

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我还不大懂事。从那以后，胡适及其著述从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消失，以至在我懂事以后，胡适究竟是什么人，竟成了一个难解之谜。文革遭难，看到父亲办公室还有几本《胡适思想批判》，就暗暗保存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隐隐感到，一个人能够享受那种待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以后，才看到一些有关胡适的资料。让我惊讶的是，就连被视为胡适头等罪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根本不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模样。为了澄清这桩公案，我在五四运动70周年前夕，写了一篇关于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的论文，发表在一份学术刊物上。当时胡适研究虽然开始解冻，但人们对胡适的了解还很不够。一位学界大腕在1987年还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无聊，甚至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的地步（参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8至99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这是一种妄人的作法——自己不读胡适，却要对胡适妄加评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因袭这种作法，从而影响了人们对胡适的全面了解和正确评价。

其实在整个20世纪，胡适对世界大势和中国问题都看得很清楚、很透彻，再加上他那求实的精神和负责的态度，使他在政治上始终没有迷失方向。只要你不存偏见，认真读一读胡适，就会发现他的政治思想是改变中国落后命运的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只是因为有人要搞独裁专制，才对他恨之入骨，使这份遗产长期湮没。然而正当我沿着上述思路研究下去的时候，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波不期而至，我那篇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论文也只好被搁置。

90年代初，学术研究在全民经商的大潮中一蹶不振。在此期间，我仔细阅读了胡适早年日记和相关资料，对胡适成长过程及其思想的形成有了进一步认识。与此同时，我发现在胡适周围还有一大批朋友，比如地质学家丁文江、出版家王云五、教育家朱经农、科学家任鸿隽、文史学家陈衡哲、政治学家张奚若、语言学家赵元任、社会学家陶孟和等人，这些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们，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留学欧美的知识精英。与洋务运动中赴欧洲学习工程技术的那些留学生相比，他们眼界开阔，思想自由，已经不可能再去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戊戌变法之后赴日本的大批留学生相比，他们功底扎实，学识宏富，既对西方学术文化和社会制度有真切的了解和体验，又很少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破坏。这些人回国以后，大多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不仅对我国现代教育和学术文化事业贡献很大，而且还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关心国计民生，评论时事政治，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社会文化功能。这一点，就连现在的许多留学生也做不到。因此他们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最好、路子最正的一批人。可惜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他们其中的个别人也迷失了方向，甚至被人利用。因此，“我的朋友胡适之”不仅是一种揶揄，更是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

除此之外，胡适周围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对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很有启发。为了把这些人和事写出来介绍给大家，我选择了学术随笔的方式。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基于以下的理由：第一，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受过正规学术训练，如今虽然进入学界，其实不过是野狐禅而已，而学术随笔恰好可以表达这种“野性”。第二，我所在的单位不过是内地的一个省级研究单位。由于眼界狭隘，经费拮据，在资料的占有和研究规模上无法与大城市的同行相比。因此我想用学术随笔的形式来避开这些短处。第三，由于社会腐败早已浸入学界，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也沦为评职称的工具，为了表达我的不满和抗议，我选择了这种不入流的表达方式。第四，我虽然在一个正规研究单位，但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我的研究一没有正式立项，二没有课题经费。因此我只能依靠所能看到的有限资料来说话。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让我的文章多一点学术性和可读性。追求学术性，是为了言必有据，真实可信，即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追求可读性，是想用尽可能通俗直白的语言，与更多读者进行交流。我以为这是五四以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留下来的好传统——既可以弘扬科学、民主和自由，又可以通过白话文来普及知识，普及文化。需要注意的是，学术性和可读性缺一不可，否则就会被坏人利用。

对我来说，研究这些被人遗忘的人和事困难很大。好在有丁东、谢泳、高增德等几位朋友，对我帮助不小。丁东是老北插，原来与我在一个单位，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他被迫提前退休返回北京。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许多很有影响事情，被誉为思想学术界的“中场球员”。谢泳供职于山西作协，却热衷于知识分子研究。他的《观察》研究和西南联大研究，独具慧眼，极有功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高增德自80年代初主持《晋阳学刊》以来，开辟“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专栏，在抢救和收集资料上贡献很大。对于他们的帮助，我会铭记在心。

当然，如果要把胡适的朋友全部包括进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本小册子里收集的文章仅仅是胡适交游的一些片断和侧面。所幸这些文章草成之后，往往能在一些报刊上与读者见面。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对于这些报刊的编辑，我感激不尽。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周非女士和李绍辉先生，没有他们的关爱和为拙稿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本书也不会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