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朋友曾君冒着酷暑，来到“久仰”的木瓜桥。

桥在武冈城西，离城三十多里，东西横跨资水；桥与同名小街的西端相连，是小街的延伸。桥端是砖砌的墙，当然大敞了门洞，门洞上面是“木瓜桥”三个斗大的楷体。我伫立上桥的石阶之下，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地端详，但觉一种庄严、凝重的气氛弥漫开来，融我于其间，而尚未见到的流水的哗哗声，更似在向我讲述什么。

于是沿青石板砌成的石级缓缓而上。桥面亦是青石板，正中的一行大都有两尺见方：皆被岁月的脚步踏得光亮。桥两侧供人歇息的坐板已然空缺，但边沿的间隔较密的木栅栏却一根不缺，严肃而齐整。我笑对曾君说：在桥上不能舒适地坐着歇息虽有点遗憾，但列于“第一”的“安全”是可以放心的。我俩走到桥的中腰，忽见左侧有一个台子，台上立四个神像，左数第二个是主神，一看那红脸美髯，就知道是关公。我在关公像前作了三个揖。 ——桥上往往隐伏着不安全因素，大概有关公在，安全系数会增大吧。

走到西端，下了石阶，再回头看，门洞两边的楹联还在，虽缺失一些字，但我来之前已翻阅过资料，知道是这样的：“木叶落亭前际资水秋深夜雨横飞江圃树；瓜田连岸畔看平原草绿朝烟遥接板桥云。”吟味一番，我踱到石阶南沿，但见资水汤汤南来，水之清澈可令下游的人们扼腕；岸边是深翠的粗叶柳，绿荫里旋出蝉声的悠闲；只是连接岸畔的不是瓜田而是稻田，水稻正孕胎，一片深沉而骄傲的绿色，绿色之上浮着淡淡的轻烟一般的水汽。我所领略到的意境与楹联所描绘渲染的不全一样，主要原因应该只是季节和早晚时间不一样，在适当的时候，楹联上的意境应该也是感受得到的—— 一些自然景观和人们的基本情感，从古代到现代大概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知道桥上有一条著名的标语，搜寻了一番，发现它珍藏在一个拱形龛子里。

“共产万岁”，四个朱红的字写在龛内伫着的石碑正面，“共产”竖写，“万岁”横写，后三字是繁体；一笔一划，皆刚劲沉毅。

我俩都很激动，都蹲下来，细细观赏，又书空描摹。陶醉一番，再看碑的全体。石碑是厚厚的两块，一前一后合为一个长方体，三尺多高，正面尺多宽。透过“共产万岁”的红字，还可看出碑上有阴文；再看碑的左右两面，也都有阴文：刻的都是一些人名和他们捐银的数额。碑左右两侧的楣头还分别刻了“万古”和“不朽”。

“共产万岁”是红七军写的。1930年，张云逸、邓小平率领红七军从广西打到武冈。为攻打武冈城，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一夜，群众却因不理解红军而逃光了，注重宣传的战士们欲宣传而无对象，于是有战士就用红泥浆调和激情奋力写了那四个字。

久久凝视石碑，待激动潮退之后，我对自己说：红军战士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条标语？又为什么要把标语“叠印”在碑文上？我吟哦着标语，退出了拱形的龛。江风习习，树影婆娑，对岸的伸得很长的码头上，有村妇在洗衣，啪啪的棒槌声此起彼伏，又与回声应和；码头的稍下游，有白鹅、麻鹅在戏水，或弯着曲颈往水中觅食。——此情此景，拨动着我的心弦，启迪着我的感悟。

木瓜桥始建于何时，已无稽可考，据道光武冈州志，桥于康熙五十年重建，后圮，嘉庆十三年复修，后又几经修缮增补。搞建设，自然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民用建设”，政府恐怕不会拨款，只能“自力更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些捐了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共”了“产”了。这些“产”，是自己的血汗换来的也好，是强权抢来的也好，总归是用于公益事业。那么，这样的“共产”，难道不应该“万岁”么？我以为，“共产万岁”叠印在捐款人名的上面，正是对那种资助公益事业的思想行为的肯定。但是，换一个角度看，红军战士或许是从根本上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否定：把私有财产捐一点出来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是要“共产”。“共产万岁”，寄托的是红军战士的崇高理想。

我悬揣，1930年代的红军的“共产”观念，不是后来的“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更不是再后来的拆房圈地建商品房，也不是再后来的一些富人的作秀式的捐赠。他们心中的值得“万岁”的“共产”理想，虽然朦胧飘渺，但应该是非常神圣、庄严的，又是非常合情合理合人性的，惟其如此，才值得他们舍身换取。

这样想着，我觉得那标语不是用红泥浆写的，而是用鲜血写的，——由鲜红而深沉为殷红，又沁入碑之肌肤，于是岁月再也不能将它“风蚀”了。

我为自己的有所得而得意的时候，忽听朋友曾君昂首挺胸地说：“大凡是历史老人留下的东西，长城也好，故宫也好，这木瓜桥也好，都‘共产’了，又都是‘万岁’的。或者说，凡属值得‘共产’的东西，都是‘万岁’的。”

我深深地点了头。

“十里平畴站，长虹百尺赊。溪流蛮洞水，地种武陵花。……” 往回走时，我默念着清人何文煜的《木瓜桥》，想，如果当年红军战士心目中朦胧飘渺的“共产”境界成为现实，加之有从“蛮洞”流来的“溪水”映衬遍地的“武陵花”，这里该是一副怎样的美妙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