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来鲁院读书，对我来说，真有点天上掉馅饼的味道。人到中年，还能偷得浮生半年闲，多不容易。

可老同学要去读书，家里的小同学读书却成问题了。为什么？我这一走，儿子上学谁接送啊？左思右想没办法，只好打电话到瑶村，厚着脸皮向爸妈求援。结果老爸来了。

来北京的那天晚上，长沙下好大的雨。大雨似乎打乱了我老婆廖同学的生活节奏，平常我家都是六点半吃晚饭，可这天，五点半她就把饭做好了。

儿子笑笑七岁，属少不更事的年纪，他呼啦啦吃完饭，碗一放，就跑到自己房里，忙饭前就在忙的折纸航母去了。今晚我的离开，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

父亲吃完饭，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天凉了，我叮嘱嘱呼啦呼，笑笑上学谁来他要注意保重身体，他只嗯了一声，答应了。然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话说了。老婆洗完碗，踱到客厅，在我身边坐下来。三个人电视不看，天也不聊，仿佛就等着告别时间的到来。

　　上午，他娘携我和他去旺旺医院。我右脚的坐骨神经一直在疼，轻微的。他娘自身也有点事情。但主要是为他。他的眼睛已经近视到非配眼镜不可的程度了。尽管我早已知道，但走在正月去医院的路上，我还是有些忧伤和怅然。我期待中的儿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他还不满八岁，怎么就要配眼镜了呢？我与他娘为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阅读计划，可现在，他这种视力又如何完成我们的这个理想呢？

　　已经有好几年了，我一直活在对他的失望之中。我所梦想的，所期盼的，几乎都没有实现过。而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却时不时地发生了。譬如这回，一家三口在大年初六为他去医院配眼镜。

小谢子在练琴的时候，突然又号陶大哭起来。

廖同学问：怎么啦？我又没有骂你！

妈妈，其实你一点都不懂我的心思。

不就是怪琴太难练了吗？天天哭，我还能不知道？

可今天根本不是！

那你怎么了？

我今天特别痛恨自己是个男孩！

哦，可怜的家伙，怎么这样说？

因为所有的男孩都只喜欢他们的妈妈。

呀？看样子这个家伙不打算喜欢他妈妈了？廖同学在心里嘀咕。说不定是自己每天逼着他练琴，把他完全彻底地给得罪了。

男孩喜欢他们的妈妈不对吗？廖同学心里毛毛的，小心问道。

那以后我有了小孩，他就不会喜欢我了。

老天！这完全是属于脑筋急转弯的智力游戏！廖同学啼笑皆非。这家伙想得可遥远啊！可问题是，他怎么就想当然地断定，以后他会生个儿子呢！难道就不会是女儿吗？这个傻东西。廖同学无话可说，只能摸摸他的脑袋，表示安慰。

还有，我今天问了班上五个女生，她们都不肯与我结婚！说完这话，小谢子哇的一声，哭得更厉害了。

廖同学把他抱在怀里，问：难道吴美玲也不肯跟你结婚了吗？

是的，她坏死了！我恨死她了！小谢子恨她是有理由的。这个小女孩时不时就给小谢子递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蟹字：谢笑篱，我爱你。显然有误导小谢子之嫌。现在当小谢子提及婚姻时，她居然当面拒绝了他。心肠硬得像块石头。

算了算了，到时妈妈给你找个女孩结婚就是了。廖同学忿忿然，替小谢子大包大揽。

 早晨，我送小谢子去上学。走在半途，我突然幽幽地问一句：谢笑篱，你喜欢爸爸吗？

坐在后面的小谢子没听清，他说：什么啊？

岳母死了，在妻子两岁的时候。但岳母的父母和那个家族还在。

妻子是在读小学三年级时与他们断了联系的。岳母死后，岳父再娶。一个挺知情达理的女人，却在这一节上绕不过。每次见那边的亲戚来探望，亲亲热热与岳母留下的一对女儿闲聊，心里就乱得猫样抓，觉得自己是白疼了这对女儿，终归是养不熟的。她自己，又不能生育。

后来她得了个主意，要妻子给那边的亲戚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她和姐姐都已长大，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如果没有别的事，就不必麻烦他们再来探望了。那边的亲戚读了信，心凉了半截，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从此，两边就断了联系。那时妻子才九岁，哪里明白其中的奥秘啊？然后，妻子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再与我谈恋爱结婚。十几年就这么一晃过去了。

婚后，妻子向我诉说了压在她心头多年的内疚，这时我才算真正明白，妻子的骨子里为什么总夹杂着一丝抽不掉的忧郁。即使在我们最欢愉的时候，忧郁也像春天的小雨，说来就来。

我决定鼓动妻子去外婆家探亲。几个电话，几次打听，很快就与那边二姨联系上了。二姨听说妻子要带丈夫前去探亲，高兴得什么样，立刻就在电话里与妻子商议前去的具体时间和到达后的日程安排。仿佛他们之间从来就没存在过芥蒂。我站在电话一旁感慨万千，心想毕竟是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清明时分，选一个晴好的日子，我们出发了。妻子本来是个不喜画妆的女子，但那天她却画了点淡妆，并把头发盘起来，做了个挺好看的髻。

　　廖同学也跟着兴奋了好几天。儿子比老子出息，她做母亲的脸上有荣光呀。可兴奋劲还没过去，麻烦就尾随而来了。只三天，儿子的红领巾就不翼而飞了。那天，我们翻遍了家里所有角落，都无处觅它的芳踪。倒是旧拖鞋、臭袜子、破玩具找出了一大堆。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把我党的信物给丢了，笑篱同学便是一个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的人呀，便是一只离群的孤雁呀。这是“死罪”！大大的“死罪”！一家人那个惊慌，真的没法用言语形容。这种“死罪”当然不至于砍头，可比砍头也好不了多少。砍头只痛一下，而丢了红领巾，首先是进不了学校大门，就算侥幸混进去了，也不能安心上课。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小群众的眼睛更是雪亮的，他们会向每位前来上课的老师揭发这事。这样每堂课都会从批判谢笑篱同学没有组织纪律性开始。而我家小儿并不具有革命先烈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动不动就把眼泪流得稀里哗啦。你若问他为什么如此脓包，他还振振有词：是遗传了我妈的呀！

　　你们不跟我找到红领巾，我就不去了！

　　我小祖宗呀，再不去就要迟到了。廖同学求他。

　　你自己把根红领巾丢了，还怪我们？！谢同学吼他。

——《遍地药香》自序

一

我突然就相信上帝了。

我想，如果没有冥冥中的上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上帝给我创造了两个条件。
一个是显性的：去年夏天，故乡安仁县搞了一个中国神农药文化节，邀请我和省内一些文艺家们去采风。并要求我们能写点什么。正因为这个，对医药从没兴趣的我，才会去书店查翻药书。一本《中药原色图谱》，让我竟如醍醐灌顶，原来瑶村从小与我相依相伴的草木，居然都是医命治病的良药。我写作的灵感由此泉涌而出……

另一个是隐性的：这么些年来，我一直居住城里，怀念乡村的散文却越写越多，连我自己也搞不清这是怎么了？有评论家说我是跟风，看着乡村散文火了，就跟着写乡村散文。事实上，这个社会什么不火呢？由个别人带来的乡村散文之火与萤光何异？我要去跟什么风？随人家说去吧，我连辩解的念头都没有。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污浊的城市把我搞得五痨七伤，而乡村却有医治我的气候、气息和气场，神秘的身体受上帝的指引，让潜意识一遍又一遍去怀念乡村。以前不得其法，现在才知谜底是乡村那些草草木木。

我一边写作，一边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可笑。

很多草木生长在我身边，一直在暗中保护我的身体，培植我的心性，比一个保镖和一个家庭老师都重要得多，而我却浑然不知，连一丝感恩的心情都没有。我懵懵懂懂地活了这么多年，真感到羞耻。

其实不单单是我这样懵懂地活着，瑶村大多数人都这样懵懂活着。懂草药的人略略可数。即使懂，也只懂点皮毛，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一、

我虽是莲洲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但我的拼音实在没学好。自从那个群山环抱的村庄走出来后，那口土里土气的乡音就像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再也甩不脱了。我就是操着这样一口塑料普通话出现在莲洲晚报星期天专刊部的。也许是我的形象不佳吧，星期天专刊部的记者没一个愿做我的实习老师，专刊部主任没奈何，只好亲自做我的实习老师。主任姓石，石主任对我：“小胡，呵呵，这种天气，你还穿这么厚的军衣，不怕热啊？看看你背上的汗渍……”

我说：“我不觉得热啊……”事实上，我又不是植物人，已是六月末了，我怎么会不觉得热？可除了这身大一军训时的黄军衣，我实在找不出一件更像样的衣服了。

石主任大概看出了名堂，他点了点头，说：“跟我出去一趟吧。”我也不好多问，闷头闷脑跟着他出去。到了一家服装商店，石主任这里看看，那里选选。我才知道他叫我陪他买衣服来了。当石主任把挑选好的衣服在我身上比划了一下，并要我试试时，我才知道，他是在为我买衣服。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忙把衣服往外推，说：“我不要，我不要。”

石主任笑道：“你这个伢子，换一套吧，这样才像个记者呢，回头把头发也理一下，理精神点。”

“可是……可是……”我语无伦次。

石主任说：“可是什么呀，你放心，我付钱，回头你有了钱再给我。”

我真想跟他撕破脸，我穿什么衣服，管你鸟事？！但说出来的却是：“石主任，可是……可是……我没钱……”

我的确没钱，我爸妈为了我的学费，虽然没有砸锅卖铁，但比砸锅卖铁也强不了多少。六十多岁的老爸，现在还在广州打工呢。

石主任笑道：“这个伢子，真没志气，放心吧，跟着我实习两个月，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再怎么说，你总有点稿费吧？”

一、

我本想在去年就写写这事。但去年写这事，不太合拍。去年全国都在搞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家都挺高兴的。依靠媒体的推波助澜，整个八月像一个漫长的节日，各类喜气洋洋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连天连地。我若在去年写这事，就太扫兴了。

要说，今年我也不该写这事，这事烂在肚里也许最好。可今年再不写，我想我会憋出病来。

是的，我得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莲州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我就要毕业了。事实上，我已经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搞文案策划。我的毕业论文，在去年下半年就写好了。现在，我只等着系主任给我发毕业证了。所以这个学期，就显得异常清闲。正因为这样，我才有这份闲心，把去年的一些事写出来，就当是练笔也好。

我学的虽然是中文，但不知为什么，系里在帮学生联系实习单位时，老喜欢往新闻媒体塞，大概是觉得搞传媒吃香吧？我就这样被塞到了莲州晚报，在星期天专刊部实习。

可以说，也就是在这一天，我才正式接触社会。在这之前，我一直在人们称作象牙塔的大学读书。我们大学在郊区，离城较远，一个学期，进了大学的大门，我难得再出来一次。在大学之前，我在一个偏僻的穷县读中学；在中学之前，我生活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中。我二十三年的生活就这样闭塞、苍白、单调。当我操着一副塑料普通话出现在星期天专刊部的时候，星期天专刊部的记者没有一个愿做我的实习老师，有个年轻一点的记者指着我的黄色军衣说：“大一搞军训时发的吧？”我认认真真地答道：“是的。”整个专刊部的人都笑了起来，笑得我莫名其妙。不久，我的脸就红了。我知道，是我这副懦弱不是懦弱、憨态不像憨态的样子把他们逗笑了。

　　母亲说，赌过的咒就像随意埋下的地雷，有一天总会让自己踏响，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母亲又说，黄口稚儿脱口而出的话往往非常灵验。相较而言，歹话比好话就更灵验了。

　　母亲的意思是小孩子说话要注意一点，别像个杂碎嘴，叽叽喳喳不经脑壳想。可我们说话就常常不经脑壳想。谁也不知一村子小孩为什么都那么孤烈？一个个偏执得很，激拗得很，情急一时，就会满嘴毒咒，譬如说：鬼说的！兽牲做的！谁说过那话蛇咬他嘴巴！谁做过那事天打雷劈！……就算是芝麻般的小事，也会赌上一个令人发指的毒咒。

　　我十二岁那年赌过一个毒咒，那个咒后，我就再不敢把毒咒挂在嘴边了。那年夏天，妹妹认定园里的一个香瓜是我摘吃了。我说没有。她说鬼信。我就说，谁吃了蛇咬谁的嘴！

首先是否得说说叶实先生赴约的心情？

那会儿叶实先生的心情太复杂了，有颓废、幽恨、愤怒……有没有一丝丝绝望呢？也许有吧。反正感觉不好的情绪堆积在他心中，多得难以计数，我们不妨用一个字来加以概括，那就是：霉。

叶实先生就是怀揣这样一副霉透了的心情去赴约的。

那一天太阳很大，天气很热。可当叶实先生敲开周菲颖小姐租房的大门时，屋子里的黯淡和阴冷，让他忍不住吃了一惊，周菲颖怎么会住在这样一套房子里？如此浓烈的破败气息，以前来来往往，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还有她，忽然间的苍老和憔悴，竟看不出是一个未婚女子了。眼睛浮肿，显然在叶实先生没有到达之前已经哭过不止一场。一袭乳白色的碎花长裙，把幽暗房间里的她，衬托得像一个苍白的巫影。

对视的时间大约为五秒钟。距离介乎一米和半米之间。

在这五秒钟内，叶实先生有过一次让外人无法觉察的冲动，他想走上前，拥抱一下容颜憔悴的周菲颖。这种拥抱，在以前，是他们见面开始的必修课。但这回叶实先生忍住了。这种想要去拥抱的念头，只让他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不等抬臂，就否决了。

……你，到卧室坐吧，我去做饭。

周菲颖小姐打开了僵局。她的声音有些嘶哑，至少有一小半声音被什么堵在了喉咙，出不来。也许她喉咙里有痰吧？

话音刚罢，她就用手去揪鼻子，伴随一种难听的鼻吼，她摘下一把无色的清涕，甩在地上。这个有洁癖的女子，今天就以如此糟糕的形象去给叶实先生做最后一餐饭。是的，最后一餐饭。刚才她在电话里邀请叶实先生过来，就是这么说的。要不然，叶实先生还不一定会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