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教授又说：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来，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比如孝，现在有人讲弘扬孝总是好的吧，其实孝的本质并不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哪一个民族没有呢？只是尊和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孝对农业社会特别重要。像游牧民族、采集民族、航海民族是凭本事吃饭，但农业民族不能比谁种粮产量高，不能凭武力，而是靠周而复始比较简单的重复。民国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汉朝时比没有多少的进步，甚至粮食产量更低，因为人多地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纪大的人靠什么维持呢？不能靠劳动能力了，那就得靠礼仪制度，通过一种规范保持老年人的地位。中国的伦理、尊老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要靠子孙供养，反过来子孙也要依靠家族，所以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正因为这样，最早的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为了维持这样一套制度，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家族要得到繁衍。”

案，这代表了唯物论史观对于中国传统伦理观的一种典型的误解。首先，我看不懂，为什么农业社会的人，老了就没有劳动力，而游牧、航海、采集民族的老人，老了就不会丧失劳动力，他们老了靠什么维持？是不是看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以为他们的老人都要下海与鲨鱼搏斗？因此，说中国的孝道，是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至少作者的理由不太相干。第二，这种说法，基本是一种现成的思路，即，人类生活基本上是经济生活，人基本上是经济动物，只能被动接受经济生活的反应，而经济生活又受生产方式的决定。人类就是只能被动接受的一种动物。可是，我们知道，人不仅仅是经济动物，而且是社会动物、情感动物和家庭动物（人类学家已经证明了人类的天生合作倾向，强于竞争倾向）。因此，人类会发展出其他的生命需要，而不仅是经济反应。稍有思考能力的人能够了解，必然与应然不是一回事。一种“必然”如何如何，并不能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如果这个“必然”已经断然决定了我们的所思所作，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应该”如何如何的可能性了，因为后面的问题已经取消了。再进一步想，如果必然也包含了人类作为情感动物的一面，即孔子说的人生下来，“三年免于襁褓之怀，”面对生命的缘在，你如果安心，就没有孝不孝的问题，如果你不安，就有孝不孝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本然问题。如果，这个生命的本然，也是属于一种“必然”，一种神圣的命令，那就很难将单一的农业社会、经济问题，作为孝道的“必然”的基础了。第三，至于将这个孝道，推而为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要看如何理解。如果只是理解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么这只是一种理解，也不妨这样说。但是我们再追问再分析，维护统治，有两种可能。一是真的是维护特殊利益集团的好处；但还有一种，维护统治背后的终极的目的，如果是维护社会长久的生活秩序与道德秩序呢？中国传统伦理，不妨可以有后一种理解。这就是天道的真实含义。可见，还要更多地仔细分析一种习见的概念，而不只是停留在现在的思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