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和一对在大学里教书的夫妻聊天，他们学校四月份刚刚送走部里来的评估大员。妻子是专门负责迎接评估活动的，因贡献突出被委任了新建的评估处处长。他们的女儿在上高中，抢着诉说了妈妈在评估中所受的委屈若干，甚至提及因为受了评估团的气回家落泪的细节。联想到网上六个正副校长毕恭毕敬的迎接评估团小秘书的照片，女儿之说当非虚词。
我当下就请教了一个问题：“教育部的评估历时几年，参加评估的正副校长不下数千人，怎么就没有听说有一个因为不堪评估之辱而辞官不做呢？”
假如仅仅解释为逆向选择的成功，能提拔为校长的定为奴颜卑膝之辈，似乎也不确。因为制度再严密，也是百密一疏，总有漏网之鱼。几千人里面，岂能没有一个右派？
还是处长高屋建瓴，一句话说破了天机：“校长们压根不觉得评估是一种侮辱。比评估更大的侮辱多了去了，照样受得，评估这点小事，算不得啥呢。”
那我又有个问题了：“这点侮辱既然算不得什么，那几个外国人不咸不淡的说了几句话，怎么却招来了这么多爱国学生的抗议和抵制？为了评估，付出的可是实实在在的作假、奉迎；外国人骂了几句，不过是无关痛痒的指责而已，火从何来？”
曰：“这可不一样。评估再委屈，也是家事；圣火被辱，则关乎国体。”
呜呼，好一个“家”，好一个“国”。
汉朝荀悦的《前汉纪·成帝纪三》：“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疲弊，府库空虚，下至众庶，嗷嗷苦之。” 看起来，“国家”这个词，至少也有二千年的历史了。从伦理学上解释，把“国”范畴中的君臣关系和“家”范畴中的父子关系并列起来，就是把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成功的进行了替换和组合。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教条最终塑造了一个个忠臣孝子的楷模。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下级官员见了上级官员，那是要下跪的，跪都跪得，一点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可外国人说三道四就不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天朝，在圣火光耀九州红旗插遍全球之际，怎能容忍这些杂音？
让人惊讶的是，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一涵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专门论述“国家”从君权神授向政府民选的过渡，澄清了国家、政府、公民之间的关系。从法理上讲，从伦理国家向契约国家的转变已经完成，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人民共和国，都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央政府都是契约型的民选政府。但大多数现代公民的心目中，萦绕在心头的却仍然是黄河清圣人出的天子，口中呼喊的也仍然是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近百年的时光，似乎一点没有留下痕迹，飘忽的岁月之刀，面对如金玉之坚的集体无意识，徒唤奈何。
还是让我们一起重温陈独秀的两段话，再来反思“爱国”吧。“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家是伦理的庭院，国却是自愿的契约。爱国是你的权利，不爱是我的自由，如是而已。
延伸阅读：
傅国涌：政府是否等于国家
雷颐：“非锁国的”爱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