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删节稿)

新近出版的中译本《叶隐闻书》（下称《叶》书），是研究日本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原著是用古日文的口语体写成，除了古语的翻译难度外，还需要辅以大量的其他工作，诸如校定版本，核查口传历史，以及必要的注疏和解释等。或许这些难度，才使得该书仅存英译本，而不见其他文字译本问世。

《叶》书也称为日本的“武士论语”，成书于1716年，由佐贺藩藩士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陈基听闻记录而成。全书共十一卷，分述武士道的训诫、口传史、武士评点以及物语、搏技等。书中涉及到大量的切腹、复仇和异类死亡观念等内容，那些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武士狂言，如书序作者所说，本该藏之深山或付之一炬，却不幸被奉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原典，从而演变成近现代日本的历史现实。若研究今天的日本，我们不应当忘记该书在日本曾起的持续影响力。

关于日本的研究，一般以为，《菊与刀》和《武士道》二书是其入门要籍。前者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她以皇家家徽的“菊花”和日本武士的“刀”为符号，作为一种“既…又…”对立的文化模式，解读了日本人的内在矛盾，其观点曾影响了二战后美国对日的基本国策。后者是日本人新渡户稻造所著，在西方的骑士精神包装下，作者肆无忌惮地宣传武士道的残忍行为，企图为他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暴虐行为辩护，同时也推动了日本军事扩张的进程，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战争灾难。

以上二书，观察日本社会的视角虽有不同的，但“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人们对这一基本判断大概是没有疑义的。而关于武士道的精神形成，《叶》书应当是最重要的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何种程度上接纳了儒、佛学等外来文化的，乱世中他们又以何种方式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近乎魔道的死亡观念，如何通过日本武士来实现的。就读后感受而言，笔者以为，只有认真研究了那些不加掩饰的武士道言行，我们才可能把握或理解一个“暧昧”的日本。

《叶》书内容庞杂，但全书主题十分鲜明，即以看透生死为叙述主线。可以说死亡观是该书的核心，也是武士道的精髓所在。

口述者开宗明义宣称：“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

这种没道理的道理似是愚勇，在我们看来，武士的“无目的死”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对生命的冷漠态度也是令人发指的。但是，山本常朝以搏击的经验反问道：“生死两难时，人哪里知道能按原定的目标去死？以目标来考量生死，就会以死了不值来解脱自己，从此变得怕死。”反过来说，若认为仅仅抱住目标去死才有意义的话，生死临头一定会迷失目标，而没有必死的决心，“临死就难以达观，无论多么卑贱的行为都会发生。”因而也就妄谈忠孝二字和尽事主君之职。口述者认为：“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

书中有关死亡的训诫，不仅是武士的搏杀经验之谈，也包含了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自身生存的理解。如果把他们的死亡观理解成置死地而后生的话，则会错解了日本武士道精神。有鉴于武士道的这种“不要命”，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也肯定了我们的“侠客死士”传统，试图以此振兴民族精神。梁氏的这一幻想便是曲解武士道精神的范例。因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以至荆轲等，其特点为轻生死、重然诺、报恩仇。而这些所谓义薄云天之辈，大多只是无原则的泄愤行为，缺乏对死亡深刻的认识。

然而，山本常朝的死亡观念，不是一时冲动的即兴狂言，而是藏有我们的文化元素和他独特的思考。山本常朝有两位导师：一个是湛然禅僧。和尚教导他，无念即是正念，行动就是无邪的无住念，故人生可由武士道直入佛门，即武士道——忠于主君——孝行双亲——慈悲心。另一导师是佐贺藩的儒者石田一鼎，儒家精神熏陶了他的“不可为而为之”刚强之勇和担当意识。

但他的口述中，佛学的当下顿悟人生、善护念、断生死等观念，仅仅被简化为只求一死和瞬间结束。“面对死亡，任何东西都是无益的。现实如幻影，在梦中游戏，明白这一点，就不再犹豫，放下妄想，死亡问题立即就来了。所以，一生悬命，早些做好准备。” “觉悟是死，迷茫也是死。人总是要死的。我也好，他也好，必须懂得死的事儿。所以，在这里，我要提个醒，谁都知道自己会死，可又都妄想着要死在最后，而且并不认为死亡立刻就会到来。多么无情啊！”

这些说法迅疾如电石火光，当下直取人生终点，虽有佛学看待世界的意味，如《金刚经》认为我们真实世界“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佛学中的不杀生规戒，和反对自行了断生命的态度，却被日本的武士道抛弃了。

武士的“忠孝之道”与我们儒学的忠孝完全是貌合神离的。常朝申称“佛道、儒道、兵法诸道及其各个流派，都应该尊奉各自的教主，这才是最重要的。” 佛道与儒道在口述者看来，只是尊奉教主，武士学习诸家各道不过是为了奉公和效忠主人而已。

《叶》书冠名为“论语”，但与孔子《论语》相比，其主旨亦相去甚远。我们儒道归根结底是追远慎终的仁道，是“不知生，焉知死”生生之道。无论是思孟儒学，还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都是外重民生的王道，内修仁德的圣道。此外，儒家中庸之道被口述者诠释为矫枉必须过正，“中道是究极的境界，可武士道却必须超越，敢为天下先。教人射箭，规定左右手要有相同的高度，可右手动不动就会抬高，所以，真要射箭时，右手要降低一些，才是正确的位置。”而人性善思想，也被转换为现实世界的“寸善尺魔”，好事少，坏事多，因此入世的武士，必须向坏的方面设想，随时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和人。

有人以为，武士道的死亡观暗合西方的生存论哲学，而日本人也以自己的这种灵性为荣。其实，他们的死亡观绝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论哲学。《叶》书认为，生命只存在于当下一瞬，人生价值就是终点的死，因而要求武士们面对死亡，时刻准备献身，把自己死亡随时展示出来。山本常朝说：“咔嚓一声切断，除眼前的一瞬，便空无一物。一瞬一瞬地重叠起来，就是一生。……只要有一次摸索到那一瞬的境界，纵使不能长留此境，心中却除去此境再无他物，也就没有脱离此境的忧虑了，如果能够充分心得这一瞬所意味的人生全部，应该悬心的事儿就变得简单明了。惟此一瞬，就是对主君的忠义。”

为主君而死的一瞬，看成了人生的全部，这与海氏的生存论哲学旨趣相差甚远。因为海氏生存论死亡观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也不具有为他而死的意义。相反，死亡总是我的死亡，是不可替代的、无所关联的、超不过的死亡，死亡恰恰证明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

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在逃避着死亡，而武士道就是要直面死亡，要思考怎样去死，抱着“死狂”激情，去实现死亡瞬间散发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死亡，被他们赞誉于所谓的“落花之美”。“叶隐”就是“落花之美”意象,它意指凋零有期的花儿，隐藏于叶下，遇有知音，瞬间飘落而去，以展示自身生命的价值。人的死亡也如同花落有期，人生就是不甘于寂寞的那一瞬，而死亡瞬间则是持守生命的永恒价值所在。

从美学上看死亡，那些复仇、切腹等残忍血腥的场面，以“真漂亮啊”等赞许口气出现在《叶》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旦死亡上升到美学层次，武士们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入魔似的不惜一切代价而展示自己死亡，也在他们的“情理之中”。比如，“赤穗47浪人”著名复仇事件，被日本人视为忠义之举，成了日本的后世文学艺术作品的“忠臣藏”主题。1701年，江户城的吉良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浅野长矩被令切腹，但浅野的死有失声誉，其47个家臣遂成浪人，后合谋杀死吉良义央，并集体切腹殉主。赤穗事件是残酷的，但它被赋予了美学、道德等价值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与“落花之美”的死亡不同，西方哲学中的死亡概念具有生命创造力的意蕴，对死的审美，实际上是对生命涌现出创造力的审美。死亡，不是人的目的，不是“落花之美”的为了展示，更不是面对死亡的激情，而是忍受死亡过程中，承担着无奈、孤独和生命创造的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说，武士道的死亡美学根本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死亡所蕴藏的美学意义。

通过《叶》书关于武士道的死亡观简评，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是个迷，日本文化是独特的文化，它不是东方的儒学、佛学，但有儒学、佛学因素，它不是西方文化，但却有西方的存在主义和权力意志论的影子。依笔者拙见，日本文化就是以武士道为精神原动力的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要向外超越的，一旦给予外部条件时，势必要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

认真研读《叶》书后，我们会同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卓识：“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暖昧’表象之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如果这一“奇特的互补”来自武士道精神，那么谦卑地接受黑格尔的教诲，应当是有益的。这一教诲就是：“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历史哲学》绪论）

07年4月1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