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洪水非常可怕,然而这是自然灾害,是上天的作为,我们可以认为,它无论多么残暴,我们都无力去评判。然而,有一种中国特别严重的人性之灾,却比这些灾难更可怕,因为地震只是祸害一小片,洪水只是祸害一条线,并且都为时数日,数月而已。然而,这种人性之灾却可以祸害整个国家长达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
这种人性之灾,就是不顾人民死活、对生命遭到蔑视、摧残熟视无睹的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权贵的行为和文化传统。从1949年开始,这一灾难愈演愈烈,甚至整个中国文学界都成为阿谀奉承的吹鼓手,那些不善此道者全部被关牛棚,被逼杀或是被残杀。以郭沫若、浩然等为首的作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肉麻的阿谀文字,也展露出了他们最无人性的灵魂。然而,他们有他们的苦衷,无论如何,他们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我们还不能确定,而那个被暴力逼迫的时代,又有几个人敢不奉承?人家说亩产万斤,你说九千斤,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会被批斗刑讯。所以,虽然他们丑陋,却是一种悲惨的丑陋,是一种铁蹄下的羞辱,他们有着可以被原谅的理由。
然而,那些处身没有任何残暴逼迫环境的人,由衷地阿谀与吹捧,却是一种永远都不能被原谅的丑行。他们灵魂的肮脏,已经成为一种灾难。并非只有余秋雨、王兆山这样的人主动献媚,他们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表,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大群屑小之徒,一有机会,就象***那样奉献自己的热情。但是他们又各有特点,王兆山直爽,既然做***,就挂上牌子做,卖就是卖,显得既专业又彻底,大大方方地卖,令人一看便知,买主也得的货真价实。
然而余秋雨就完全不同,他那种既想展示自己的妩媚身段,获得一个好的身价,又想端庄如淑女的扭捏羞涩,确令人不寒而栗。他先是弄了一个《含泪》,受到唾骂之后,又弄出一个“自白”,或许余秋雨秉承了南方人的含蓄委婉,深化了阿谀的精巧微妙;而王兆山借用了山东人的豪爽霸气,展示了奉承的雄浑力道。这一南一北,酿醇了中华这一人性灾难的浓度。
天不佑中国,让这场灾难旷日弥久,遥无止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