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5月9日）晚上的课堂讨论还算成功。四位主题发言人准备得相当认真、充分，现场还做了PPT演示。他们全面地介绍了相关情况，深入地解剖了某些现象；作为听众，我们不仅获得了信息，还能藉之深入思考。感谢四位主题发言人，也感谢在座的诸位，三小时坚持下来，几乎无人退场，难能可贵。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讨论中涉及的问题，那是学问的根本。
　　比如在林雅华的主题发言中，我们发现：“新东方”在宣传时突然强调的主色调是红色，“红”与“东方”重合起来，好像是在刻意突出那个对西方敬而远之的过时的国家形象（这样的国家形象不是靠长江、黄河、炎黄之类的古典意象支撑，而是依靠一种颜色和一个地域来支撑）。但本质上，它只是一个进行外语培训的商业组织。虽然它只是一个进行外语培训的商业组织，却又是众多国人实现“美国梦”或“西方梦”的入口，是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进行“自我殖民”的机器。这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怎么能重叠、统合在一起呢？其重叠、统合的标志便是那个“红宝书”，颜色是红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文格”的；但内容却是黑色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红宝书”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幽灵般的显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表面上看，前者是后者的障碍；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将失去存在的依据。
　　雅华的特点是从容不迫，思路清晰，娓娓而谈。她提到，“新东方”带有邪教的特征，我也认同这一点。但邪教（或者说宗教）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一般说来，宗教有其理念的层面（信仰、观念、理想、神话、乌托邦），还有其仪式的层面，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新东方”是否符合这些特点？或者说，两者之间有何异同？这也是研究“新东方”的一个参照系。
　　我当时向雅华提出的问题是：在你的发言中，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点？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揭示了当今社会怎样的文化逻辑？也就是说，特殊的文化现象带来了怎样的普遍性启示？我一再强调“文本化”（即像解构主义者那样，把任何事件、现象都视作文本，分析其肌质）和“理论化”（用抽象的理论术语把自己的关切，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这两点做不到，我们就只能描述，而且极易失去方位感。
　　李海燕的主题发言是“新东方精神？”这里有一个问号，显然是对所谓的“新东方精神”表示怀疑。新东方是有精神的——“追求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海燕对之进行了剖析，结合了一些实例，比如徐小平的《新杂志　旧杂志》，认为这是“鼓励个人奋斗，鼓励你成为于连——浮士德精神——精神焦虑的表达与治疗”。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新东方”本是一个进行外语培训的商业机构，为什么却以“精神”自许，以“文化”自重？为什么今天众多企业大都丧失了中国传统的“在商言商”、“卖什么吆喝什么”的相互的商业行规，要把自己“精神化”和“文化化”？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做企业都不说做企业，都说自己在做“事业”？为什么要把企业“事业化”？是为了清洗人们对企业的不良印象（长期的宣传使我们相信企业都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无商不奸”，“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同时增加自身的正当性（把自己漂白）？每家企业（无论成功与否）都会总结出一套类似的陈词滥调（就像所有的师范类院校都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当作校训一样），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西方著名的企业（包括Intel和Microsoft）是否也有这样的精神支柱？最为奇怪的是，在中国，如果不把企业当事业做，企业要想成功，那是相当的困难，这折射出我们的经济发展遭遇了怎样的困境？
　　此外，“新东方”一方面进行滥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冠冕堂皇地进行无聊的说教（“假如历史是一位老师，圆明园应该是中国人最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强的教材”，“……中国社会最先进人士，都意识到一个不能忽略的真理：要使中华强大，要使民族繁荣，中国人必须向西方学习，向列强求教，拜敌人为‘师’，与群‘狼’共舞，和对手交杯……”），制造虚假的政治激情（可以称之为悲情政治），进行拙劣的修辞表演，一句话，诉诸民族创伤；另一方面又以平实的语调，摆出长者的姿态，不厌其烦地开导那些虽然年龄不大，却一直处于紧张、焦虑，甚至不断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失意青年，使用“残酷”、“悲泣”、“惨淡”、“鄙弃”之类的语汇，告诉大家一些“不怕苦，吃苦半辈子；怕吃苦，就吃苦一辈子”之类的金玉良言（它使我想到了“吃不到的苦比吃到的苦还苦”的名言），一句话，诸诉个人创伤。一边诉诸民族创伤，一边诉诸个人创伤，“新东方”就是这样直击青年人的软肋的。然后再许一个宏愿（“美国梦”），把这些青年人弄得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令我想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文体，比如“《读者》式文体”、“《青年文摘》式文体”、“《知音》式文体”，还有市面上堆积如山的“励志”类图书，它们一般也喜欢通过各种手段，制造某种特殊的氛围，温情脉脉地鼓励青年人上进、成功。至于到底是哪些手段，分别制造了怎样的氛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可惜，大家都喜欢炒别人已经不知炒过多少年的冷饭（所谓“传统”），亲人家那早已经冷却多年的冷屁股蛋子（所谓“经典”），还自以为得意，对于这些活生生的文化现象熟视无睹或不屑一顾。大好的青春年华就是这样浪费掉了。
　　接下来，姚云帆则以“老罗语录”为文本，仔细分析了其中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的问题。
　　我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笑话。老罗语录中充满笑话，他是一个笑话高手，特别是关于“假相”的那段笑话，某些细节没有体验还真的编不出来（“……站起来，扭扭脖子，长出一口气……”）。问题是，当他讲笑话时，他已经将自己置于一个“小丑”的境地，而一个“小丑”说出的一切，都不具有什么“符号效率”，没有多少人信以为真。所以很多人乐意在生活中扮演小丑，因为这样可以说真话。像老罗这样的“小丑”可以尽情地嘲笑他们的老总俞敏洪，也不会有人当真；老俞不仅不会当真，还会没事回家捂在被窝里偷着乐，因为不仅于他无损，反而提高了他的“出镜率”，何乐不为？“人微言轻”，但“人微”也可以“言真”，因为没人当真；“童言无忌”，真想“无忌”，就要把自己降到“童年”的地步，说什么和怎么说，都没人在乎。“符号效率”的高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形象问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先是地狱（1979年之前），接着是天堂（1979年前后），后来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变来变去，美国就成了一个“幽灵”，一个“梦境”（或者美梦或者噩梦）。美国形象与我们的内心深处的伤痛密切相关，它成了我们的“欲望客体”（desired object），我们爱它（“美国人民”），我们恨它（“美国政府”），我们爱恨交加（“与狼共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存在世界性的“反美主义”，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凡是美国拥护的，我们必然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绝对拥护？我们在仇恨美国时，都把哪些形象“缝合”到了美国身上？为什么说到美国时，总是使用把“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一方面，承认人家物质上极大丰富，一方面要表明人家在精神上极度堕落？而且在1979年之前，还常常暗示，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必然带来精神上的极度堕落，以便为自己的经济落后进行辩解，进行自我麻醉。1979年之后，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物质”与“精神”两者间的必然联系已被取消，因为我们也开始有了物质上的追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时候我们开始飘飘然，自不量力地要用“东方文化”去拯救“美国精神”了，也不管人家美国人是否乐意。总之美国人的精神还在堕落着。当我们描述美国精神的堕落时，我们特别强调他们的性自由、性糜烂，甚至不惜笔墨，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求——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渴求这样的“堕落”（想想以前电影中的女特务对我们的诱惑）。只不过，在满足自己的渴求之前，先要把“超我”骗过。
　　同样有趣的是，在“老罗语录”中，中国形象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或许是因为身在其中，我们对整体性的中国形象并不清楚，所以要用某个特定的人物形象（“形象代言人”）来代表之。在那个“假相”的笑话中，夫妻两人去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这里出现了一个老罗所谓的“傻老娘们”（后来又称之为“大娘”），这个“傻老娘们”先是民政部门的“形象代言人”，接着是国家机器的“形象代言人”，最后是整个国家的“形象代言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形象代言人”必不可少，因为离开了“形象代言人”，没人能够设想整个国家或某个机构的全貌。在专制时代，国王是国家的肉体化。或者说，国王是国家的化身。离开了国王，国家就成了一个谁也无从把握的幽灵。把握一个国家很难，把握一个国王很容易。而且，说到中国，我们总是能够从不同的“界”（政治界、经济界、法律界等）中找到相应的“形象代言人”；但在某些国家很难，比如最近薛涌就在抱怨（其实是美国人在抱怨），寻找一个拉动印度经济腾飞的“形象代言人”难于登天。最后找来找去，找到一位机场的女保洁员。其实她也只是一个在机场周围乱建私房的“钉子户”，对印度的经济腾飞不仅寸功没立，还要带领一帮“刁民”，坐收“民主的红利”。搁咱们国家，早把她弄到某个地方，天天窝头、咸菜地供养起来了。中国没有刁民的容身之所，全中国的鸡蛋联合起来，也碰不过一块小小的石头的。
　　还有其他问题值得我们关心，比如：老罗笑谈美国，与Wood Ellen以电影描述美国，在方式上有何异同？“新东方”是如何把教室变剧场的？为什么那里笑声不断？老师拿他们老总（俞敏洪）开涮，与相声界中的“硬砸”有何异同？
　　王聪关心的正是这个问题，他发言的题目是《分裂的俞敏洪形象：在笑话中的俞敏洪和真实的俞敏洪》。他的主旨在于：“在任何一个集团中（松散的尤其需要）都需要一个领队式的人物，而俞敏洪就是处在这样的位置。但他的形象的建立又不是像其他集团的领队人物那样具有神圣性，奇怪的摇摆在励志的引路人和在笑话中被作践的诸多形象之间。”
　　我的问题类似于前面说过的问题：这两者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形象是如何统合、重叠在一起的？笑话中的“俞敏洪”真的能够颠覆正式宣传中的“俞敏洪”吗？笑话嘲弄了他的诸多缺陷，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缺陷（不是错误）或者是子虚乌有（比如说他是“黑社会的老大”，如果真是刘涌那样的黑老大，敢在课堂上公开嘲笑他吗？），或者是“非创伤性”的，不会对他构成任何伤害（比如说他土老帽，是土财主，不过是些轻微的身份歧视而已，赵本山现在到处张扬“我也是一个能民”，好像自贬身价，实际上处处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感兴趣。王聪在谈俞敏洪的“成功史”时，谈到了他母亲对于他成功的重要性。我忽然想到了胡适，胡适在自传中对自己的母亲大加赞扬（半夜即起，披衣而坐，以待天亮，叫他起床，前往学堂）。而且两人的母亲也有相似点，都是“独身的坚强母亲”，两人者的关系都是“孤儿寡母”式的。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在每一个成功男性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独身母亲？当然，这是“在每个成功男性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的翻版。其实我更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某人成功了，总要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自己身后的某个人，而不敢独自揽之？为什么要归功于某位女性，特别是母亲？这是“恋母情结”的例证？或者用“去性化”的术语说，儿子是母亲这座城堡上飘扬的旗帜？
　　这些问题都很有趣，但遗憾的是，那天的讨论并不热烈，甚至根本就算不上“讨论”，充其量也是只是我个人唾液横飞地对四位主题发言人的请教、质询和阐发。可能是我说得太多了，大家都没有插嘴的欲望了。我必须克服这个抢着说话的毛病，留出时间和空间给大家，也希望诸位积极发言，让大家分享你的想法。独乐乐，焉如众乐乐？